毋庸贅言，我們的分别冷靜而克制，幾乎連對視和握手的程度都沒有達到。
在我們年輕的生命中，聚散離合乃是家常便飯，以至于握手在我們之間都顯得多餘。
他比我早一天離開哈勒，那個晚上我們兩人是在一家戲院裡度過的，我們沒有叫“溫福裡德”協會的人；第二天早上他就要出發，我們在大街上分手，正如我們曾經有過的無數次分手那樣，我們轉身向着不同的方向而去。
我不得不通過叫他的名字來強調我對他的祝福——是名而不是姓，這在我是很自然的。
但他并沒有這樣做。
他隻是用英語說了聲“回見”，這是克雷齊馬爾的套話，他也總是諷刺性地引用它，對于這種引文，對于這種能夠打開記憶閘門的逐字逐句對某件事和某個人所進行的暗示，他有着非同尋常的興趣；他還就我即将迎來的一段軍旅生涯加開了一個玩笑，随後便走他自己的路去了。
他是對的，不要把離别看得太重。
最遲一年，等我在部隊的服役期結束，我們說不定就又會在哪兒重逢。
然而，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這卻又是一個階段、一個時期的結束，一個新的時期的開始，而如果說他似乎并未對此加以重視的話，那麼，我就會以某種動情的感傷的方式來讓自己對此有所意識。
我通過跑到哈勒去找他而使得我們的中學時代得以延長；我們在那裡的生活同在凱澤斯阿舍恩的相比并沒有什麼大的不同。
而那段我已上大學、他卻還在中學的時光，我也無法把它拿來同現在出現的變化相比。
那時，我把他留在了故鄉城市和中學那熟悉的氛圍，并随時重新出現在他的身邊。
隻是到了現在我才覺得，我們的生存開始彼此脫節，我們兩人開始各自獨立生活，而曾經在我看來是如此必要（即便毫無意義）的事情行将結束，這件事情我也隻能再度用前面說過的同樣的話語來描述：我将不再知道他都做了什麼，經曆了什麼，我将不再可能堅守在他的身旁，目不轉睛地去關注他，相反，我卻恰好是在這個節骨眼上，在我最最希望觀察他的生活的時候不得不離開他，盡管這種觀察肯定是改變不了他的生活，也就是說，在他放棄學者的道路的時候，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放下聖經”，全心全意投身音樂的時刻。
這是一個重要的，對我的感覺而言尤其具有災難性的決定，它從某種程度上抹平了之前的那段時光，并且重新勾起我内心深處所懷有的對我們共同生活中的那些遙遠的瞬間的回憶：我想起了那個時刻，當時，我發現他在伯父的風琴上初試鋒芒，而且，還有比這更為遙遠的時刻，我想起了我們在菩提樹下和管牲口的女傭漢芮一起演唱卡農曲。
這個決定愉悅地提升了我的心情——但同時也讓它恐懼地收緊。
我隻能把這種感覺比作一種身體的猛然震顫，這是一個孩子站在蕩至高空的秋千上所能體驗到的那種摻雜着高飛的恐懼和歡呼的震顫，而邁出這一步的合理性、必要性和正确性，以及神學隻是一種對它的回避、一種隐瞞而已，這一切我其實心裡都很清楚，不過，令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朋友不再猶豫，他坦率地表露了自己的心迹。
為了讓他能夠坦率地表露心迹，說服當然是必要的，而且，盡管我對此抱有相當的奢望——在滿懷喜悅地感到不安之餘，我仍然為自己可以說自己沒有參與這份說服工作而感到寬慰。
我充其量也隻是用一種聽天由命的态度，用“我想，你自己知道該怎麼辦”之類的話來敷衍了事而已（但實際上卻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
下面的這封信是我在瑙姆堡開始服兵役之後他寫給我的。
它讓我像一個母親讀到自己的孩子的來信那樣百感交集——隻是這樣的内容孩子肯定是會千方百計對母親進行隐瞞的。
我大約在三周前，在我還不知道他的地址的情況下，通過供職于哈澤音樂學校的文德爾·克雷齊馬爾先生的親手轉交，寫信向他傾訴了我的新生活的艱難困苦，我同時還請求他，也給我，哪怕隻用幾句話地勾勒一下他在那座大城市裡的生活情況和學習安排。
在公布他的回信之前，我隻想說，這封信的表達方式是古色古香的，不乏滑稽模仿的，是對可笑的哈勒生活經曆，即艾倫弗利德·庫姆甫的語言習氣的影射——但同時也是個性的展示和自我風格的形成，是他自身内在狀态和喜歡運用最典型的滑稽模仿并隐藏其後進行自我實現的傾向的流露。
他的信是這樣寫的：
萊比錫，1905年潔身禮後的星期五
彼得斯大街，27号樓
尊敬的、淵博的、親愛的、好心的教師，兼火炮師先生！
對于您的挂念和來信，以及您對您目前中規中矩的、愚蠢的和艱苦的現狀，對您的跑跳、訓練、洗漱和射擊的形象而又無比诙諧的描繪，鄙人表示衷心的謝意。
您所講之事全都令鄙人開懷大笑，尤其是那個軍士，不管他如何修理與刁難您，他對您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和擁有的淵博學識還是十分景仰的，故而您不得不在食堂裡把所有的詩律都按照音部和短音節的延時給他記錄下來，因為他以為掌握這樣的知識就是達到精神完美的極緻了。
對于您所講的這些事情，餘将竭盡所能投桃報李，把餘在這裡所遭遇的卑鄙無恥的插科打诨及惡作劇講與您聽，以使您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