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腦脊髓膜炎，腦膜炎——這個好人終于說出了那個病的名字，同時尴尬地做出一個頭側向肩膀的動作，他希望大家還被蒙在鼓裡。
他哪裡知道喲，他的科學其實在這緻命的接觸面前幾乎完全是無能為力的呀。
他在他的建議裡暗示，說也許應該打電報把消息告訴給孩子的父母。
如果有母親在身邊照顧，小病人很可能會感到安慰和鎮靜。
他另外還要求從首府請個内科醫生來會診，他說他很願意和這位醫生一起來共同分擔對這個可惜并非不嚴重的病例的責任。
“我是個普通人，”他說道，“請一個更高的權威來這裡一趟是合适的。
”我現在認為，他當時所說的這些話是帶着幾分譏諷和憂郁的。
不管怎樣，脊椎穿刺他還是有膽量自己來做的，一是為了确診必須馬上做，二也是因為這是唯一能夠減輕病人痛苦的辦法。
施魏格施迪爾太太已經臉色蒼白，盡管如此，她還是強打起精神，堅持像平素一樣以飽滿的精力和忠實于人道的情懷，抱住在床上呻吟着的孩子，使他的身體呈彎曲狀，直到下巴和膝蓋幾乎挨到為止，與此同時，屈爾比斯則把他的針頭紮進分開的椎骨之間，一直紮到椎管裡，隻見脊髓液一滴一滴地從椎管裡冒了出來。
劇烈的頭痛幾乎是立刻就減輕了。
如果頭痛再度發作，大夫說——他知道，一兩個小時之後頭痛肯定會再度發作，因為通過抽取腦室液減壓隻能維持這麼點時間，那麼除了繼續使用冰袋之外還應加服氯醛
然而，穿刺後陷入精疲力竭的昏睡之中的内珀穆克卻又被新的嘔吐，被他的小小的身體的陣陣痙攣以及劇烈無比的頭痛所驚醒，他重新開始發出撕心裂肺的哭訴和尖利刺耳的叫喊——就是那種典型的“腦積水叫喊”，這種叫喊，就因為它在醫生的概念中是典型的，所以也就隻有醫生的神經勉強能夠承受。
對于典型性的東西，人們是無動于衷的，隻有被理解為個性的東西才能叫我們失控。
這就是科學的冷靜。
這種冷靜并不阻止它的鄉村門徒很快放棄他最初開出的溴化物和氯醛制劑，轉而使用效果更好一些的嗎啡。
他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決定，一方面既是憐憫那個備受折磨的孩子，另一方面也同樣是為住在這棟房子裡的人——在此我特别想到了一個人——着想。
抽取脊髓液隻可每隔二十四小時重複一次，而一次也隻能緩解兩個小時。
一個孩子要痛苦地叫喊和翻滾扭動身體二十二小時，而且，這個孩子呢，他還會把兩隻小手掌合起來喃喃地說：“艾肖願意乖乖的，艾肖願意乖乖的！”我這裡需要補充的是，對于當時目睹艾肖的人而言，最恐怖的也許是一個從屬的症狀。
這就是他那天藍色的眼睛開始越來越多地斜視、退色，這是由于伴随頸項僵直而發生的眼肌癱瘓所緻。
這樣一來，他那可愛的小臉就完全失去其原有面貌，變得極端猙獰，叫人毛骨悚然起來，此外，再加上這個遭遇病魔襲擊的人兒很快就又開始不停地咬牙切齒，因而更是給人造成一種發瘋着魔的印象。
第二天下午，馮·羅騰布赫教授，來自慕尼黑的會診權威，被格雷翁·施魏格施迪爾從瓦爾茨胡特接來。
因為他很有名望，所以在屈爾比斯建議的幾個人中阿德裡安選中了他。
他身材高大，處世圓滑，本人還在國王時期就被晉封為了貴族，找他看病的人很多，他的要價也很昂貴，他的一隻眼總是眯縫着，好像在不停地做檢查似的。
他對使用嗎啡表示不滿，說這種做法可能會造成一種昏迷的假象，而真正的昏迷“其實還根本沒有出現過”，所以他隻允許使用可待因。
他顯然首先關心的是這個病例有一個正确的、在其各個階段都沒有被塗抹掩蓋的病程。
此外，對于他的這位對他畢恭畢敬的鄉下同事此前所做的處置：遮蔽日光，頭部上冰袋後置于高位，小心接觸患兒，護理以酒精擦洗和濃縮食物為主，他在做完檢查之後也證實是得當的，不過，他接着又說下一步将有必要通過插鼻管進食。
他的安慰，大概由于他并不是在孩子親生父母的家裡，所以是坦率和毫不含糊的那種。
他說，神志不清，合理的、沒有因為使用嗎啡而提早造成的意識模糊，過不了多久就會出現，而且程度還将會迅速加重。
到時候這孩子就會少受些苦，到最後就會根本感覺不到什麼痛苦了。
因此，即使症狀再明顯，也不要讓自己太難過了。
他還發善心，親自做了第二次穿刺，之後便派頭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