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現在要講的就隻是：他沒有繼續留在普菲弗爾林。
呂迪格爾·席爾德克納普和我義不容辭地承擔了把這個病人送往慕尼黑的艱巨任務。
上路前，屈爾比斯大夫給他服用了鎮定劑，我們把他送到位于奴姆芬堡的那家全封閉精神病醫院，阿德裡安在那裡呆了三個月，由馮·赫思林大夫對他進行治療。
這位經驗豐富的專家的預後診斷很快就毫無保留地表明，他所患的是一種精神疾病，其病情不會好轉，隻會惡化。
而最典型的症狀卻恰恰會在病情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消退，正确的治療可以使病情轉入即使不是更有希望，但卻是較為安靜的階段。
正是這個信息促使我和席爾德克納普幾經商量之後決定，等等再說，暫且不去通知他的母親，遠在布赫爾農莊的艾爾絲貝特·萊韋屈恩。
她兒子的生命遭受這樣一場劫難，她要是接到消息，肯定馬上就會趕到他那裡去，而如果說還有什麼安慰可以指望的話，那麼，不要讓她看到她的孩子在住進精神病院接受治療之後病情仍未得到緩解的情況，不要讓她看到這種令她震驚、甚至是難以承受的情形，看來就是最為人道的做法了。
她的孩子！阿德裡安·萊韋屈恩又重新隻是她的孩子，而再也不是别的什麼了，因為，這個年邁的女人終于有一天——正值這年的入秋時節——來到了普菲弗爾林，為的就是把他帶回圖林根的故鄉，帶回他童年的地方，他的外在的生活框架其實早就已經同這些地方處在了一種奇特的對應之中：一個無助的、沒有行為能力的孩子，對于他曾經作為男子漢所曾有過的驕傲的飛翔，他不再留有記憶，或者說隻留有非常模糊的、埋藏在了他的心底的記憶，他跟從前一樣牽着她的圍裙，而她也跟早年一樣，不得不，或者說——被允許等待他、管教他、呼喚他、批評他“不聽話”。
如果一個人已經勇敢頑強地從他原初的狀态中解放出來，而且還是在他頭暈目旋地繞着世界轉了一圈之後，再又疲憊沮喪地重返母體，那麼，沒有什麼比這更令人感到寒心和哀怨的了。
然而，我的信念卻是建立在明确無誤的印象的基礎之上的，我堅信，這一個，這一個母體，在經曆如此悲劇性的回歸的時候，盡管會感到萬分痛苦，卻也并不是沒有感到一點滿足，沒有感到一點惬意的。
對一個母親而言，她的英雄兒子的這種伊卡洛斯
我有各種理由相信，在阿德裡安安心于郁郁寡歡地享受這種就算是筋疲力盡的人也可通過其精神的謝幕而赢得的舒适之前，一種對于這種溫柔的侮辱的恐懼，一種對于它的本能的抗拒，還作為他的傲慢的殘餘，依然存活在他的精神黑夜的深處。
能夠說明這種本能的憤怒和逃避母親的渴望的是，至少能夠部分地說明的是，在我們設法讓他明白并告訴他說，艾爾絲貝特·萊韋屈恩已經接到有關他身體不适的通知，并且已經上路，馬上就要趕來看他的時候，他曾經試圖自殺。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在赫思林的醫院接受治療期間，我獲準探望他的機會極少，而且每次也都隻有很短的幾分鐘時間，這樣治療了三個月之後，某種程度的平靜——我不說：好轉，某種程度的平靜達到了，赫思林大夫因此同意把病人接回甯靜的普菲弗爾林進行家庭護理。
經濟上的原因也支持這樣做。
于是他又被他所熟悉的那個環境所接納。
剛開始時，他還必須忍受那個送他回來的男看護的監督。
但他的行為似乎證明，即便是這樣的看管，撤走他也是合理的，于是，照顧他的任務首先就又全部落到了農莊裡的人們身上，而首當其沖地又落在了他們之中的施魏格施迪爾太太頭上，她，自從格雷翁把一個精明強壯的媳婦給她娶進門後（與此同時，克萊門蒂娜也成了瓦爾茨胡特火車站站長夫人），隻消守着終老财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