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王陽明之後最讓我動心的很少幾位大師中，仍有兩位是餘姚人，他們就是黃宗羲和朱舜水。
黃宗羲和朱舜水，都可稱為滿腹經綸的血性漢子。
生逢亂世，他們用自己的嶙峋傲骨，支撐起了全社會的人格坐标。
因此，亂世也就獲得了一種精神引渡。
黃宗羲先生的事迹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多次提到，可知佩服之深，今天還想說幾句。
你看他十九歲那年在北京，為報國仇家恨，手持一把鐵錐，見到魏忠賢餘孽就朝他們臉上刺過去，一連刺傷八人，把整個京城都轟動了。
這難道就是素稱儒雅的江南文士嗎？是的，渾身剛烈，足以讓齊魯英雄、燕趙壯士也為之一震。
在改朝換代之際，他又敢于召集義軍、結寨為營。
失敗後立即投身學術，很快以曆史學泰鬥和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巨人形象，巍然挺立。
朱舜水也差不多，在刀兵行伍間奔走呼喚多年而未果，毅然以高齡亡命海外，把中國文化最深緻的部分向日本弘揚，以連續二十餘年的努力創造了亞洲文化發展史上的宏大業績。
白發蒼蒼的他一次次站在日本的海邊向西遠望，泣不成聲。
他至死都在想念着家鄉，而虔誠崇拜他的日本民衆卻把他的遺骨和墳墓，永久性地挽留住了。
梁啟超在論及明清學術界王陽明、朱舜水、黃宗羲家族和邵晉涵家族時，不能不對餘姚欽佩不已了。
他說：
餘姚以區區一邑，而自明中葉迄清中葉二百年間，碩儒輩出，學風沾被全國以及海東。
陽明千古大師，無論矣；朱舜水以孤忠羁客，開日本德川氏三百年太平之局；而黃氏自忠端以風節厲世，梨洲、晦木、主一兄弟父子，為明清學術承先啟後之重心；邵氏自魯公、念魯公以迄二雲，世間崛起，綿綿不絕……生斯邦者，聞其風，汲其流，得其一緒則足以卓然自樹立。
梁啟超是廣東新會人，他從整個中國文化的版圖上來如此激情洋溢地褒揚餘姚，并沒有同鄉自誇的嫌疑。
我也算是梁啟超所說的“生斯邦者”吧，曾經“聞其風，汲其流”，不禁自問，那究竟是一種什麼“風”、什麼“流”呢？
我想，那是一種神秘的人格傳遞。
而這種傳遞，又不是直接的，而是融入到了故鄉的山水大地、風土人情，無形而悠長。
這使我想起範仲淹的名句：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寫下這十六個字後我不禁笑了，因為範仲淹的這幾句話是在評述漢代名士嚴子陵時說的，而嚴子陵又是餘姚人。
對不起，讓他出場實在不是我故意的安排。
由此，我覺得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故鄉。
五
我發現故鄉也在追蹤和包圍我，有時還會達到很有趣的地步。
最簡單的例子是我進上海戲劇學院讀書後，發現當時全院學術威望最高的朱端鈞教授和顧仲彜教授都是餘姚人。
這是怎麼搞的，我不是告别餘姚了嗎，好不容易進了大學又一頭撞在餘姚人的手下。
近幾年怪事更多了。
有一次我參加上海市的一個教授評審組，好幾個來自各大學的評審委員坐在一起發覺彼此鄉音靠近，三言兩語便認了同鄉。
然後，都轉過頭來詢問沒帶多少鄉音的我是哪兒人。
我的回答使他們懷疑我是冒充同鄉來湊趣，直到我幾乎要對天發誓他們才相信。
這時正好走進來新任評審委員的複旦大學王水照教授，大家連忙問他，王教授十分文靜地回答：“餘姚人。
”
就在這次評審回家，母親愉快地告訴我，有一個她不認識的鄉下朋友來過電話，用地道的餘姚話與她交談了很久。
問了半天我才弄明白，那是名揚國際的英語專家陸谷孫教授。
前兩年我對舊上海世俗社會的心理結構産生了興趣，在研究中左挑右篩，選中了“海上聞人”黃金榮和“大世界”的創辦者黃楚九作為重點剖析對象，還曾戲稱為“二黃之學”。
但研究剛開始遇到二黃的籍貫我不禁頹然廢筆，傻坐良久。
二黃并沒有給故鄉增添多少美譽，這兩位同鄉在上海一度發揮的奇異威力使我對故鄉的内涵有了另一方面的判斷。
故鄉也有很丢人的時候。
在“文化大革命”這場民粹主義浩劫中，嚴子陵、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的紀念碑亭全被砸爛，這雖然痛心卻也可以想象，因為當時整個中國大陸沒有一個地方不是這樣做的；但餘姚發生的武鬥之慘烈和長久，則出乎想象之外。
長長的鐵路線，獨獨因餘姚而癱瘓在那裡。
上海的街頭貼滿了武鬥雙方的宣言書，實在讓一切在外的餘姚人都擡不起頭來。
難道黃宗羲、朱舜水的剛烈之風已經演變成這個樣子了？王陽明呼喚的良知已經纖毫無存？
在那些人心惶惶的夜晚，我在上海街頭尋找着那些宣言書，既怕看又想看。
昏黃的燈光照着那些出自餘姚人手筆的詞句，就文詞而言，也許是當時同類宣言書中寫得最酣暢的，但這使我更加難過。
如果前後左右沒有人看見，我會從牆上撕下這些宣言書，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