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細的紙丁，塞進陰溝，然後做賊般逃走。
我怕有人看見，卻又希望故鄉能在冥冥中看到我的這些舉動。
我懷疑它看到了，我甚至能感覺到它蒼老的顫抖。
它多麼不願意掏出最後的老底來為自己正名，苦苦憋了幾年，終于忍不住，就在武鬥現場附近，一九七三年，袒露出一個震驚世界的河姆渡！袒露在不再有嚴子陵、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遺迹的土地上，袒露在一種無以言表的的荒涼之中。
要不然，有幾位大師在前面光彩着，河姆渡再晚個千把年展示出來也是不慌的。
河姆渡着實又使家鄉風光頓生。
它以七千年前的稻作文明遺迹證明，這兒不僅是我的故鄉，而且也是中華民族的故鄉。
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中國的一切曆史教科書的前面幾頁，都有了餘姚河姆渡這個名稱。
後來，幾位大師逐一恢複名譽，與河姆渡遙相呼應，故鄉的文化分量就有點超重。
記得前年我與畫家程十發一起到日本去，在東京新大谷飯店的一個宴會廳裡，與一群日本的漢學家坐在一起閑聊。
不知怎麼說起了我的籍貫，好幾個日本朋友誇張地瞪起了眼，嘴裡發出“嗬——嗬——”的感歎聲，像是在倒吸冷氣。
他們雖然不太熟悉嚴子陵和黃宗羲，卻大談王陽明和朱舜水。
最後又談到了河姆渡，倒吸冷氣的聲音始終不斷。
他們一再把手按在我的手背上要我确信，我的家鄉是神土，是福地。
同桌隻有兩位陶藝專家平靜地安坐着，人們向我解釋，他們來參加聚會是因為過幾天也要去中國大陸考察古代陶瓷。
我想中止一下倒吸冷氣的聲音，便把臉轉向他們，随口問他們将會去中國的什麼地方，他們的回答譯員翻不出來，隻能請他們寫，寫在紙條上的字居然是“慈溪—上林湖”！
我無法說明慈溪也是我的家鄉，因為這會使剛才還在為餘姚喝彩的日本朋友疑惑不解。
但我實在壓抑不住内心的激動，告訴兩位陶藝專家：“上林湖，是我小時候三天兩頭去玩水的地方。
”兩位陶藝專家驚訝地看了我一眼，從口袋裡取出一疊照片，上面照的全是陶瓷的碎片。
一點不錯，這正是我當年與小朋友一起從湖底摸起，讓它們在湖面上跳躍奔跑的那些碎片！
兩位陶藝專家告訴我，據他們所知，上林湖就是名垂史冊的越窯所在地。
從東漢直至唐、宋，那裡曾分布過一百多個窯場，既有官窯又有民窯。
國際陶瓷學術界已經稱上林湖為舉世罕見的露天青瓷博物館。
我專注而又失神地聽着，連點頭也忘了。
竟然是這樣！一個從小留在心底的謎，輕輕地解開于異國他鄉。
謎底的輝煌，超過我曾經作過的最大膽的想象。
想想從東漢到唐、宋這段漫長的風華年月吧，曹操、唐明皇、武則天的盤盞，王羲之、陶淵明、李白的酒杯，都有可能燒成于上林湖邊。
家鄉細潔的泥土，家鄉清澈的湖水，家鄉熱烈的炭火，曾經鑄就過無數哺育民族生命的美麗載體，天天送到那些或是開朗、或是苦澀的嘴邊。
這，難道就是我從小就想尋找的屬于故鄉的“大器”嗎？
六
從日本回來後，我一直期待着一次故鄉之行。
對于一個好不容易修補起來了的家鄉，我不應該繼續躲避。
今年秋天終于回去了一次，一直陪着我的鄉土學者姚業鑫先生要我先去看看河姆渡博物館，這又結識了博物館館長邵九華先生。
兩位學者用餘姚話給我詳細介紹了河姆渡的出土文物，那是足夠寫幾篇大文章的，留待以後吧。
我在參觀中最驚訝的發現是，這兒，七千年前，人們已經在摘食楊梅，在陶甑所盛的香噴噴白米飯上，已經有可能也蓋着一層黴幹菜！有的學者根據一個陶碗上所刻的野豬圖形，判斷當時的河姆渡人不僅燒食豬肉，而且極有可能正是由黴幹菜燒成。
難道故鄉的生态模式，早在七千年前就已經大緻形成？如此說來，七千年過得何其迅速又何其緩慢。
我在河姆渡遺址上慢慢地徘徊，在這塊不大的空間裡，漫長的時間壓縮在泥土層的尺寸之間。
我想，文明的人類總是熱衷于考古，就是想把壓縮在泥土裡的曆史爬剔出來。
那麼，考古也就是回鄉，也就是探家。
我在本文開頭說過，探視地面上的家鄉往往會有難言的失落，使無數遊子欲往而退；那麼，探視地底下的家鄉就沒有那麼多心理障礙了，整個兒洋溢着曆史的詩情、想象的愉悅。
我把這個意思說給了陪着我的兩位專家聽，但他們說，探視地底下的家鄉也不輕松。
我終于約略明白了他們的意思。
就在我們腳下，當一批批七千年前的陶器、木器、骨器大量出土的時候，考古學者在陶釜和陶罐裡發現了煮食人肉的證據，而且，煮食的是嬰兒。
多麼不希望是這樣，他們鄭重地請來了古人類學家賈蘭坡教授，老教授親自鑒定後做出了肯定的結論。
此外，又挖掘出了很多無頭的骨架，證明這裡盛行過“獵首”的祭奠儀式。
當然這一切絕不僅僅發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