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的人而言，上海面對太平洋，背靠萬裡長江，可謂吞吐萬彙，氣勢不凡。
直到十九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職員黎遜向政府投送了一份報告書，申述上海對新世界版圖的重要性，上海便成為《南京條約》中開放通商的五口之一。
一八四二年，英國軍艦打開了上海。
從此，事情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上海出現了好幾個面積不小的租界，西方文明挾帶着惡濁一起席卷進來，破敗的中國也把越來越多的賭注投入其間。
徐光啟的後代既有心理準備，又驚慌失措地一下子陷入了這種鬧騰之中。
一方面，殖民者、冒險家、暴發戶、流氓、地痞、妓女、幫會一起湧現；另一方面，大學、醫院、郵局、銀行、電車、學者、詩人、科學家也彙集其間。
黃浦江汽笛聲聲，霓虹燈夜夜閃爍，西裝革履與長袍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語與歐美語言交相斑駁，你來我往，此勝彼敗，以最迅捷的頻率日夜更替。
這裡是一個新興的怪異社會，但嚴格說來，這裡更是一個進出要道，多種激流在這裡撞合、喧嘩，卷成巨瀾。
但是，一代上海人，就在這種悖論中絆絆地成長起來了。
首先是遇到一個個案件。
許多新興思想家、革命者受到清政府追緝，逃到了上海的租界，于是兩種法制體系沖突起來了。
上海人日日看報，細細辨析，漸漸領悟了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辯論等概念的正常含義，也産生了對新興思想家、革命者的理解和同情。
更具象征意義的是，上海的士紳、官員都紛紛主張拆去上海舊城城牆，因為它已明顯地阻礙了車馬行旅、金融商情。
他們當時就在呈文中反複說明，拆去城牆，是“國民開化之氣”的實驗。
當然有人反對，但幾經争論，上海人終于把城牆拆除，成了陳舊的心理框範特别少的一群。
與此同時，上海人擁有了與蘇州私家園林完全不同的公園，懂得了即使晚間不出門也要繳納公共路燈費。
上海文化的重心轉向報紙、出版、電影、廣播和公私學校，并從一開始就走上了文化産業的道路。
後來，一場來自農村的社會革命改變了上海的曆史，上海變得安靜多了。
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數上海人，他們被要求與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對内地負起經濟責任。
上海轉過臉來，平一平心旌，開始做起溫順的“大兒子”。
車間的機器在隆隆作響，上班的電車擁擠異常，大夥都累，夜上海變得寂靜冷清。
為了延續“農村包圍城市”的方略，大批内地農村的幹部調入上海；為了防範或許會來自太平洋的戰争，大批上海工廠遷向内地山區。
越是冷僻險峻的山區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廠，淳樸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聲：“嘿，上海人！”
改革開放以來，廣州人、深圳人、溫州人快速富裕，腰包鼓鼓地走進上海。
上海人有點自慚形穢，卻又沒有失去自尊，心想，要是我們上海人真正站起來，将是另一番景象。
也許是一種自我安慰，但我知道，他們是在守護一種經濟之外的東西，那就是從近代以來逐漸形成的上海人的心理品性。
四
上海人的心理品性，我想先講三點。
第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以個體自由為基礎的寬容并存。
隻要不侵礙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
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裡與鄰居交往較少，萬不得已幾家合用一個廚房或廁所，互相間的摩擦和争吵卻很頻繁，因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獨立和自由。
因此，上海人的寬容并不表現為謙讓，而是表現為“各管各”。
在道德意義上，謙讓是一種美德；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義上，“各管各”或許更貼切現代寬容觀。
承認各種生态獨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認到可以互相不與聞問，比經過艱苦的道德訓練而達到的謙讓，更有深層意義。
為什麼要謙讓？因為選擇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讓你就要與你争奪。
這是大一統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點。
為什麼可以“各管各”？因為選擇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誰也不會吞沒誰。
這是以承認多元世界為前提而派生出來的互容共生契約。
上海下層社會中也有不少喜歡議論别人的婆婆媽媽。
但她們也知道，“管閑事”是被廣泛厭棄的一種弊病。
調到上海來工作的外地官員，常常會苦惱于如何把“閑事”和“正事”區别開來。
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與工作任務有關的個人事務，都屬于别人不該管的“閑事”範疇。
上海人口語中有一句至高無上的反诘語，曰：“關侬啥體？”意思是：“關你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