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地，一個姑娘的服飾受到同事的批評，她會就批評内容表述自己的觀點，如“裙子短一點有什麼不好”、“牛仔褲穿着就是方便”之類。
但是一到上海姑娘這裡，事情就顯得異常簡單：這是個人私事，即使難看透頂也與别人無關。
因此，她隻說一句“關侬啥體”，截斷全部争執。
說這句話的口氣，可以是憤然的，也可以是嬌嗔的，但道理卻是一樣。
在文化學術領域，上海學者大多不願意去與别人“商榷”，或去迎戰别人的“商榷”。
文化學術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遙望一下可以，幹嗎要統一步伐？這些年來，文化學術界多次出現過所謂“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這種争論大多是北方假設的。
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擊，他們心中回蕩着一個頑皮的聲音：“關侬啥體？”
本于這種個體自立的觀點，上海的科學文化在一開始總是具有可喜的新鮮性和獨創性。
但是，往往又“個體”得過了頭，小裡小氣地不知道如何互相合作，如何依靠他人提升，如何進入宏觀規範，因此總是形不成合力、成不了氣候。
五
上海文明的第二心理品性，是對實際效益的精明估算。
上海人不喜歡大請客，酒海肉山；不喜歡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歡連續幾天陪伴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對友情的忠誠；不喜歡聽大報告，自己也不願意作長篇發言；上海的文化沙龍怎麼也搞不起來，因為參加者一估算，賠上那麼多時間得不償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條件也不太樂意住豪華賓館，因為這對哪一方面都沒有實際利益……凡此種種，都無可非議，如果上海人的精明隻停留在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厭。
但是，在這座城市，你也可以處處發現聰明過度的浪費現象。
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個較遠的地方去，會花費不少時間思考和打聽哪一條線路、換哪幾次車的車票最為省儉，哪怕差三五分錢也要認真對待。
這種事有時發生在公共汽車上，車上的旁人會脫口而出提供一條更省儉的路線，取道之精，恰似一位軍事學家在選擇襲擊險徑。
車上的這種讨論常常變成一種群體性的投入，一個人的輕聲詢問立即引起全車一場熱烈的大讨論，甚至争論得臉紅脖子粗，實在是全世界各大城市都看不到的景觀。
公共宿舍裡水電、煤氣費的分攤糾紛，發生之頻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國之最。
可以把這一切都歸因于貧困。
但是，請注意，兩方争執的金額差異，往往隻是幾分錢。
他們在争執激動時一次次掐滅又一支支點燃的外國香煙，就抵得上争執金額的幾十倍。
我發現，上海人的這種比較，大半出于對自身精明的衛護。
智慧會構成一種生命力，時時要求發洩，即便對象物是如此瑣屑，一發洩才會感到自身的強健。
這些可憐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們沉重的累贅。
沒有讓他們去鑽研微積分，沒有讓他們去畫設計圖，沒有讓他們去操縱流水線，沒有讓他們置身商業競争的第一線，他們怎麼辦呢？去參加智力競賽，年紀已經太大；去參加賭博，名聲經濟皆受累。
他們隻能耗費在這些芝麻綠豆小事上，雖然認真而氣憤，也算一種消遣。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構成了一種群體性的邏輯曲線，在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處處晃動、閃爍。
快速的領悟力，迅捷的推斷，彼此都心有靈犀一點通。
電車裡買票，乘客遞上一角五分，隻說“兩張”，售票員立即撕下兩張七分票，像是比賽着敏捷和簡潔。
如果乘客說“兩張七分”，就有一點污辱了售票員的智商，因為這兒不存“七分”之外的第二種可能。
你說得快，售票員的動作也快，而且滿臉贊許；你說得慢，售票員的動作也慢，而且滿臉不屑。
一切不能很快跟上這條群體性邏輯曲線的人，上海人總以為是“外地人”或“鄉下人”，他們可厭的自負便由此而生。
上海的售票員、營業員，服務态度在全國不算下等，他們讓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們常常要求所有的顧客都有一樣的領悟力和推斷力。
凡是沒有的，他們一概稱之為“拎勿清”，對之愛理不理。
平心而論，這不是排外，而是對自身智慧的悲劇性執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體現為一種“雅俗共賞”的格局。
上海人大多是比較現實的，不會對已逝的生态過于癡迷，總會釀發出一種突破意識和先鋒意識。
他們有足夠的能力涉足國内外精英文化領域，但是，他們的精明使他們更多地顧及現實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
他們不願意充當傷痕斑斑、求告無門的孤獨英雄，也不喜歡長期處于曲高和寡、孤芳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