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的形态。
他們有一種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學理融化于世俗，讓世俗閃耀出智慧。
毫無疑問，這種化解常常會使嚴謹缜密的理論懈弛，使奮發淩厲的思想圓鈍，造成精神行為的疲庸。
這種情況我們在上海文化中頻頻能夠看到，而且似乎已經出現越來越嚴重的趨勢。
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它也會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實質性進展，獲得慷慨突進者所難以取得的效果。
這可稱之為文化演進的精明方式。
六
上海文明的第三心理品性，是面對國際的開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國範圍内，上海人面對國際社會的心理狀态比較平衡。
他們在内心從來沒有鄙視過外國人，因此也不會害怕外國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
他們在總體上有點崇洋，但在氣質上卻不大會媚外。
中國不少城市稱外國人為“老外”，這個不算尊稱也不算鄙稱的有趣說法，似乎挺密切，實則很生分，至今無法在上海生根。
在上海人的口語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國人統稱為“外國人”，隻要知道國籍，一般總會具體地說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日本人。
這說明，連一般市民，與外國人也有一種心理趨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個階層，上海人對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國留學。
到日本邊讀書邊打工是已經走投無路了的青年們自己的選擇，隻要子女還未成年，家長是不做這種選擇的，他們希望子女能正正經經到美國留學，這裡普及着一種國際視野。
其實，即使在沒有開放的時代，上海人對于子女的教育也隐隐埋伏着一種國際性觀念，不管當時能不能實現。
上海的中學對英語一直比較重視，即使當時幾乎完全沒有用，也沒有家長提出免修。
上海人總要求孩子在課餘學一點鋼琴或唱歌，但又并不希望他們被吸收到當時很有吸引力的部隊文工團。
在“文革”動亂中，好像一切都滅絕了，但有幾次外國古典音樂代表團悄悄來臨，報紙上也沒做什麼宣傳，不知怎麼立即會卷起搶購票子的熱潮，這麼多外國音樂迷原先都躲在哪兒呢？開演的時候，他們衣服整潔，秩序和禮節全部符合國際慣例，很為上海人争臉。
前些年舉行貝多芬交響音樂會，難以計數的上海人竟然在凜冽的寒風中通宵排隊。
兩年前，我所在的學院試演著名荒誕派戲劇《等待戈多》，按一般标準，這出戲看起來十分枯燥乏味，國外不少城市演出時觀衆也不多。
但是上海觀衆卻能靜靜看完，不罵人，不議論，也不歡呼。
其間肯定不少人完全看不懂，但他們知道這是一部世界名作，應該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戲也不恨自己。
一夜又一夜，這批去了那批來，平靜而安詳。
毋庸諱言，上海的下層社會并不具備國際的文化追求。
但長期置身在這麼一個城市裡，久而久之也養成了對一般文化的景仰。
上海也流行過“讀書無用論”，但情況與外地略有不同。
絕大多數家長都不能容忍一個能讀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學，隻有對實在讀不好的子女，才用“讀書無用論”作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鄰居搪塞一下。
即使在“文革”動亂中，“文革”前最後一批大學畢業生始終是視點集中的求婚對象，哪怕他們當時薪水很低，前途無望，或外貌欠佳。
在當時，這種對文化的景仰帶有非實利的盲目性。
最講實利的上海人在這一點上不講實利，依我看，這是上海人與廣州人的顯著區别之一，盡管他們在其他方面頗為接近。
七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還可以舉出一些來，但從這幾點，已經可以看出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個複雜的群體。
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還未能皈依這種文明，有的人則進入不久便神魂與共。
這便産生了非戶籍意義上，而是文化心理意義上的上海人。
很多文化人分不清這個界限，武斷地論述着這個地方的人、那個地方的人，是沒有意義的。
無疑，上海人遠不是理想的現代城市人。
一部扭曲的曆史限制了他們，也塑造了他們；一個特殊的方位釋放了他們，又制約了他們。
他們在全國顯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顯得有點怪異。
在文化人格結構上，他們是缺少皈依的一群。
靠傳統？靠新潮？靠内地？靠國際？靠經濟？靠文化？靠美譽？靠實力？靠人情？靠效率？他們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點依稀朦胧。
他們最容易灑脫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種灑脫的孤獨。
他們做過的或能做的夢都太多太多。
載着滿腦子的夢想，拖着踉跄的腳步。
好像有無數聲音在呼喚着他們，他們的才幹也在渾身沖動，于是，他們陷入了真正的惶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