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嗎？寶貝兒，爽嗎？” 佩裡說：“看在上帝的分上，迪克，你快點兒行嗎？兩點我們就得退房了。
” 今天是星期六，聖誕節快到了，美茵大街上交通擁堵了起來。
裹挾在車流中的杜威擡頭看了看挂在街道上方的聖誕彩飾——一簇簇修剪整齊的冬青枝上挂滿了紫色的紙鈴铛——他想起來了，還沒給妻子和兒子買禮物呢。
他的頭腦自動排斥那些與克拉特案件無關的問題。
瑪麗和許多朋友開始為他如此全神貫注而擔心。
一位密友，年輕的律師克利福德·R.霍普曾坦率地說：“你知道自己怎樣了嗎？艾爾，你就沒意識到你從不談論别的事嗎？”“哦，”杜威回答說，“我現在隻能想這個案子。
也許就在我們談話的時候，我就會想到以前沒想到的東西，某個新的角度，也許你會替我想出一個新的線索來。
該死的！克裡夫，如果這件案子破不了，你覺得我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不管多少年以後，我都會疑神疑鬼、戰戰兢兢地；每次發生謀殺案，不管在什麼地方，不管二者之間是多麼無關，我都會過去查個究竟，看看能不能找到什麼聯系。
但并非僅僅如此。
真正的問題在于，我開始覺得我甚至比赫伯一家更了解他們。
他們一直萦繞在我心頭，揮散不去，我猜我一天弄不清這個案子，他們就會永遠跟着我。
” 杜威對此案的執著已經導緻了偶爾的恍惚與健忘。
就在早晨離家時，瑪麗還再三叮囑他，别忘了……但他還是忘了。
隻是在擠出了購物日擁擠的車輛與人群，駕車沿五十号公路駛向霍爾科姆，經過戴爾醫生的獸醫院時，他才想起妻子的話。
對了，妻子讓他一定記得把那隻家裡的貓“閻王皮特”接回來。
皮特是隻體重十五磅的虎紋公貓，因其好鬥在加登城可是個知名人物。
這次它住院是因為與一隻拳師犬的惡鬥，結果遍身是傷，不得不住院縫針、注射抗菌素。
從戴爾獸醫院出來之後，皮特躺到主人汽車副駕駛的位置上，一路嗚嗚叫着來到了霍爾科姆。
杜威現在的目的地是河谷農場，但是他想喝杯熱咖啡暖暖身子，于是在哈特曼咖啡館前停了下來。
“你好，帥哥，”哈特曼夫人說，“想來點什麼？” “一杯咖啡就好，太太。
” 她倒了一杯咖啡，“是我認錯人了嗎？還是你瘦了很多？” “确實瘦了點兒。
”事實上，在過去的三周裡，杜威掉了二十磅肉。
他的衣服好像是從一位魁梧的同事那裡借來的，而他的臉，向來不曾顯露職業上的疲倦，現在看起來卻像個陷入神秘追求不能自拔的苦行僧。
“你覺得怎麼樣？” “很不錯。
” “可你看起來氣色有些不好。
” 杜威無話可說。
比起調查局的幾位同事——鄧茨、丘奇與奈，他還沒壞到哪兒去。
當然，他的身體至少比哈羅德·奈要好，後者正患流感，發着燒，但還是在盡職盡責地幹。
這四個疲倦至極的男人已經核查了大約七百條線索和流言。
例如，杜威就花了兩天的時間努力追蹤那兩個幻影般的墨西哥人，但徒勞無功，累得要命。
保羅·赫爾姆先生堅稱那兩個墨西哥人曾在謀殺案發生前的傍晚時間拜訪了克拉特先生。
“再來一杯，艾爾文？” “謝謝太太，不要了。
” 但她已經拿起了咖啡壺，“我請客，長官，看看你的臉色，你需要它。
” 在角落裡的一張桌子上，兩位蓄須的農夫正在下棋。
其中一位站起來，走到杜威坐着的櫃台旁，說道：“我們聽說的那些事是真的嗎？” “那得看你聽說的是什麼。
” “就是你抓的那個家夥。
在克拉特家晃悠的那個。
就是他幹的。
我們就聽到這些。
” “我想你們聽錯了，老夥計。
” 那個喬納森·丹尼爾·艾德裡安，因為私藏武器現在仍被關在監獄裡，而且過去他确因精神病被托皮卡州立醫院拘禁過一段時間，然而調查員們收集的資料表明，他和克拉特案的唯一聯系就是他那令人不快的好奇心。
“噢，如果不是他，那你幹嗎不去抓真正的兇手呢？我們家的女人，連上廁所都不敢一個人去。
” 杜威已經習慣了這樣的質問，這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他一口喝完第二杯咖啡，歎了口氣，笑了。
“告訴你，我不是在開玩笑。
我是認真的。
你為什麼不去抓兇手？我們交稅養你們就是讓你們去幹這個的。
” “住口，你這個刻薄鬼，”哈特曼太太說，“我們大夥兒應該有難同當。
艾爾文正在盡力。
” 杜威向哈特曼太太眨了眨眼睛，“你跟他說吧，太太，謝謝你的咖啡。
” 那個老農夫等他的發洩對象走到門口，又放了一支冷箭說：“如果你還想競選警長，别指望我會投你一票。
你不會得到我的選票的。
” “渾蛋，閉嘴！”哈特曼太太說。
河谷農場離哈特曼咖啡館僅有一英裡，杜威決定走着去。
他喜歡在麥田裡漫步。
通常每星期他都要在自己的土地上信步走走，消磨一段很長的時間。
他希望在那片深愛的土地上蓋間房子，種些樹，最後再養一大堆孫子。
那是他的夢想，然而前不久妻子警告他說那不再是他們共同的夢想了；她說自己永遠也不會考慮單獨住在“無人的荒郊野外去了”。
杜威知道即便他第二天就破了案，瑪麗也不會改變主意，因為她親愛的朋友一家人就在那樣的荒野住家裡遭了厄運。
當然，在芬尼縣，甚至在霍爾科姆，克拉特一家不是最先遭謀殺的人家。
那個小社區裡的老人們都記得近四十年前的“一件瘋狂事”——赫夫納兇殺案。
郵遞員薩蒂·特魯伊特太太，現任女郵政局長克萊爾的母親，她把這樁兇殺案講得頭頭是道：“事情發生在一九二〇年八月，當時天熱得像地獄裡的油鍋。
有一個叫圖尼夫的小夥子在芬納普牧場幹活兒，他叫瓦爾特·圖尼夫。
他曾在得克薩斯州的布利斯堡當兵，後來開了小差，他是個流氓，沒錯，他有一輛偷來的汽車。
很多人都懷疑他不幹好事。
于是一天晚上，警長——當時是奧裡·赫夫納，歌兒唱得棒極了，你知道嗎，他還是天堂合唱團的成員呢。
一天晚上，他開車來到芬納普牧場，盤問了圖尼夫幾個問題。
那天是八月三日，天熱得像地獄。
結果，瓦爾特·圖尼夫一槍打穿了警長的胸膛。
可憐的奧裡還沒等倒地就死了。
那個殺人魔鬼騎着芬納普牧場的一匹馬，沿河向東逃去。
消息傳開，方圓數英裡的人都集合起來，大概到第二天早上，他們抓到了圖尼夫；那些小夥子們怒火中燒，老奸巨猾的圖尼夫還沒來得及說什麼就去見上帝了，他們一起開槍打死了他。
” 杜威自己最初接觸芬尼縣的兇殺案是在一九四七年。
那個案件在他的卷宗裡有這樣的記錄：“約翰·卡萊爾·伯爾克，印第安克裡克族人，三十二歲，家住俄克拉荷馬州馬斯克吉，殺害瑪麗·凱·芬利，白人，四十歲，女招待，住在加登城。
一九四七年九月五日，在堪薩斯州加登城科普蘭旅館的一所房間裡，兇手用敲斷的啤酒瓶頸戳死了被害者。
”案情簡單，破案迅速，因此記載也十分簡明。
在杜威負責調查的三起謀殺案裡，有兩起也是同樣明顯。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日，兩個鐵路工人搶劫并殺害了一個農夫；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一位醉漢毆打妻子緻其死亡。
）但是第三個案子，正如杜威曾經叙述的那樣，有些不一般：“案件發生在史蒂芬斯公園，公園裡有一個樂隊表演用的舞台，台下是一個男廁所。
嗯，有個名叫穆尼的男人當時正在公園裡徘徊。
他是來自北卡羅萊納州的某個地方的過路客。
在他走進廁所的時候，有人跟着進去了，那是住在附近的一個男孩，名叫威爾莫·李·斯蒂賓斯，二十歲。
事後，威爾莫·李·斯蒂賓斯指認穆尼對他提出了非禮的要求，他因此搶劫了穆尼，把他摔倒在地，用他的頭猛撞水泥地面；這還不算完，兇手又把穆尼的頭按在便盆裡，不斷沖水，直到他被嗆死為止。
但是沒有人能解釋威爾莫後來的行為。
他先是把屍體埋在加登城東北方向兩英裡外的地方，第二天又把屍體挖出來，重新埋在南面約十五英裡遠處。
後來就一直這樣埋了挖、挖了埋。
威爾莫像叼着骨頭的狗，就是不肯讓穆尼入土為安。
最後他挖的墓穴太多了，終于被人發現了。
”在克拉特命案發生之前，以上這四起案件就是杜威所接觸過的全部謀殺案。
但那些案子和現在這樁相比，不過是飓風到來之前的風吹草動。
杜威掏出鑰匙，打開了克拉特家的前門。
因為暖氣一直沒關，屋裡很溫暖，地闆閃閃發光，散發着一股檸檬味上光劑的味道，令人感覺仿佛今天又是個星期日，全家人不久就可能從教堂回來似的。
兩位繼承人，英格裡希夫人和賈喬夫人已經搬走了一貨車的衣服和家具，但屋子裡有人居住的氛圍并未因此而消失。
客廳裡，一本打開的樂譜《穿過黑麥地，來吧》仍然放在鋼琴架上。
在走廊，一頂帶有汗漬的灰色斯泰森氈帽——是赫伯的——還挂在木釘上。
二樓凱尼恩的房間裡，那個已經逝去的男孩的眼鏡就放在他床頭的架子上，幽幽地反射着陽光。
這位警探一個房間、一個房間地逐個走過。
他來過這所屋子很多次了；實際上，他幾乎每天都到這兒來。
從某方面來說，每次來這兒訪視對他來說是一種放松，這個地方與他家和辦公室不同，那兩個地方喧鬧嘈雜，而這裡卻很安靜。
電話線還是斷着的，電話因而也沉默了。
大草原無邊的寂靜包圍着他。
他可以坐在赫伯客廳裡的搖椅上，搖着，想着。
他深信以下幾個結論是不可動搖的：赫伯·克拉特是罪犯的首要目标，其動機不是基于一個精神變态者的仇恨，就是仇恨和盜竊雙重導因；他相信罪犯幹得很輕松，殺手們從進入房子到離開，其間隻有大約兩個小時。
（驗屍官羅伯特·芬頓醫生測量了受害者的體溫，以此為基礎，推斷出死亡的先後順序：克拉特太太、南希、凱尼恩、克拉特先生。
）這些結論湊在一起，他深信克拉特家對殺死他們的兇手必定也很熟悉。
在這次訪視中，杜威在二樓的一扇窗戶前停了一會兒。
他的注意力被遠處的景象吸引過去，那是一個伫立在麥稈中間的稻草人。
隻見它戴着一頂男式獵帽，穿着一件褪色的印花衣裳。
（也許是邦妮的舊衣服？）風吹動衣衫，稻草人前後搖擺，這使它看上去如同一個在嚴冬十二月的麥地裡孤獨跳舞的鬼魂。
杜威突然想起了瑪麗對他講的一個夢。
前兩天，瑪麗搞砸了杜威的早餐，雞蛋裡加了糖，咖啡裡放了鹽，她說這全怪“那個可惡的夢”，那種恐懼白天還揮之不去。
“那個夢太真實了，艾爾文，”她說，“就像現在，在廚房裡，我正做着晚餐，突然看見邦妮在門口站着。
她穿着一件藍色兔毛毛衣，看起來既美麗又可愛。
我說：‘哦，邦妮……親愛的……自從發生了那件可怕的事，我一直沒見過你。
’但是她沒有回答，隻是像往常那樣羞澀地看着我，在那種情形之下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于是我說：‘親愛的，過來看看我為艾爾文做的晚餐。
一鍋秋葵湯，裡面還有小蝦和新鮮的螃蟹。
就快做好了，過來吧，親愛的，嘗一嘗。
’但是她沒動。
她站在門邊看着我，然後——我不知道怎樣描述才算準确——她閉上眼睛，開始搖頭，非常非常的慢，同時還絞着雙手，非常非常低地小聲嘟哝。
我聽不懂她在說什麼。
但這副場景讓我的心都碎了。
我從沒有這樣傷心過。
我抱住她，說：‘求你了，邦妮！哦，别這樣，親愛的，别這樣！如果有人能夠見到上帝，那個人就是你，邦妮。
’但是我無法安慰她。
她搖着頭，絞着手。
後來我聽見她說什麼了：‘被謀殺了！被謀殺了！不，不，沒有比這更慘的了，沒有比這更慘的了，沒有了。
’” 莫哈韋沙漠深處的一個晌午，佩裡坐在一隻草編箱子上，正在吹口琴。
迪克站在第六十六号公路的黑色路邊，眼睛盯着無邊的曠野，仿佛他熱情的目光可以迫使汽車駕駛員出現似的。
很少有車經過，也沒有人停下來讓他們搭車。
曾有一位要去加利福尼亞州尼德爾斯的卡車司機答應搭他們一段路，但迪克拒絕了。
那不是他和佩裡所設想的“類型”，他們想要一個獨自開着體面的小汽車、兜裡揣着錢的單身旅客，一個可以搶劫、掐死然後棄屍沙漠的陌生人。
在沙漠裡，聽覺常常比視覺敏銳。
迪克聽見了一輛即将到來、但還未進入視線的汽車響聲。
佩裡也聽見了，他把口琴放進了兜裡，拿起草編箱子（這是他們唯一的行李，塞得鼓鼓囊囊的，除了三件襯衫、五雙白襪子、一盒阿司匹林、一瓶龍舌蘭酒、一把剪刀、剃須刀和一個指甲鉗外，其餘都是佩裡的珍愛之物；剩下的物品要麼當掉了，要麼留在了墨西哥城那個酒吧男招待那兒，或者被托運到拉斯維加斯），與迪克一起站在了公路邊。
他們注視着，車出現了，漸漸看清楚了，是一輛藍色的道奇小轎車，裡面隻有一個駕駛員，是個秃頂、瘦得皮包骨的男子。
太完美了。
迪克舉起手，揮舞了起來。
道奇慢慢減速，迪克朝那個男人露出谄媚的笑容。
車将停未停之時，司機将頭伸出窗外，上下打量迪克和佩裡。
很明顯，他對于眼前的景象有些警覺。
（從墨西哥城到加利福尼亞坐了五十個小時的汽車，又在莫哈韋沙漠中跋涉了半日，這兩個想搭順風車的人現在已是胡子拉碴、渾身又髒又臭。
）轎車驟然向前加速而去。
迪克用手圍着嘴，大聲喊道：“你這個幸運的渾蛋！”然後放聲大笑，一把将行李箱放在了肩上。
沒有什麼能使他真正動氣，因為就像他後來回憶的那樣，“回到美國真是太高興了”。
無論如何，總還會有人開車沿路而來的。
佩裡又掏出口琴（這是他昨天從巴斯托的一家雜貨店裡偷來的，現在算是他的了），吹起了他們倆的“進行曲”。
這首曲子是佩裡最喜歡的，他教會了迪克全部五個小節。
兩個人肩并肩，沿着公路一路唱去：“我的雙眼曾看見上帝降臨的光輝，他正踏平釀酒的地方，那裡儲藏着憤怒的葡萄。
”寂靜的沙漠裡回響着兩個年輕人聲嘶力竭的歌聲：“光榮！光榮！哈利路亞！光榮！光榮！哈利路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