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這仍是無可奈何的自慰的傷心之言，但在事實上，沉鐘社卻确是中國的最堅韌，最誠實，掙紮得最久的團體。
它好像真要如吉辛的話，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鐘”的鑄造者，死也得在水底裡用自己的腳敲出洪大的鐘聲。
然而他們并不能做到，他們是活着的，時移世易，百事俱非；他們是要歌唱的，而聽者卻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隻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隻好在風塵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們的箜篌了。
後來以“廢名”出名的馮文炳，也是在《淺草》中略見一斑的作者，但并未顯出他的特長來。
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
可惜的是大約作者過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閃露，于是從率直的讀者看來，就隻見其有意低徊，顧影自憐之态了。
馮沅君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卷施》——是“拔心不死”的草名，也是一九二三年起，身在北京，而以“淦女士”的筆名，發表于上海創造社的刊物上的作品。
其中的《旅行》是提煉了《隔絕》和《隔絕之後》（并在《卷施》内）的精粹的名文，雖嫌過于說理，卻還未傷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隻敢在間或車上的電燈被震動而失去它的光的時候，因為我害怕那些搭客們的注意。
可是我們又自己覺得很驕傲的，我們不客氣的以全車中最尊貴的人自命。
”這一段，實在是五四運動直後，将毅然和傳統戰鬥，而又怕敢毅然和傳統戰鬥，遂不得不複活其“纏綿悱恻之情”的青年們的真實的寫照。
和“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中的主角，或誇耀其頹唐，或衒鬻其才緒，是截然兩樣的。
然而也可以複歸于平安。
陸侃如在《卷施》再版後記裡說：“‘淦’訓‘沈’，取《
現在作者思想變遷，故再版時改署沅君。
……隻因作者秉性疏懶，故托我代說。
”誠然，三年後的《春痕》，就隻剩了散文的斷片了，更後便是關于文學史的研究。
這使我又記起匈牙利的詩人彼兌菲（Pet?fiSándor）題B.Sz.夫人照像的詩來—— “聽說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為他是苦惱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裡了。
苛待他罷，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來。
” 我并不是說：苦惱是藝術的淵源，為了藝術，應該使作家們永久陷在苦惱裡。
不過在彼兌菲的時候，這話是有些真實的；在十年前的中國，這話也有些真實的。
三 在北京這地方，——北京雖然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但自從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們，風流雲散以來，一九二〇至二二年這三年間，倒顯着寂寞荒涼的古戰場的情景。
《晨報副刊》，後來是《京報副刊》露出頭角來了，然而都不是怎麼注重文藝創作的刊物，它們在小說一方面，隻紹介了有限的作家：蹇先艾，許欽文，王魯彥，黎錦明，黃鵬基，尚钺，向培良。
蹇先艾的作品是簡樸的，如他在小說集《朝霧》裡說—— “……我已經是滿過二十歲的人了，從老遠的貴州跑到北京來，灰沙之中彷徨了也快七年，時間不能說不長，怎樣混過的，并自身都茫然不知。
是這樣匆匆地一天一天的去了，童年的影子越發模糊消淡起來，像朝霧似的，袅袅的飄失，我所感到的隻有空虛與寂寞。
這幾個歲月，除近兩年信筆塗鴉的幾篇新詩和似是而非的小說之外，還做了什麼呢？每一回憶，終不免有點凄寥撞擊心頭。
所以現在決然把這個小說集付印了，……借以紀念從此闊别的可愛的童年。
……若果不失赤子之心的人們肯毅然光顧，或者從中間也尋得出一點幼稚的風味來罷？……” 誠然，雖然簡樸，或者如作者所自謙的“幼稚”，但很少文飾，也足夠寫出他心曲的哀愁。
他所描寫的範圍是狹小的，幾個平常人，一些瑣屑事，但如《
這時——一九二四年——偶然發表作品的還有裴文中和李健吾。
前者大約并不是向來留心創作的人，那《戎馬聲中》，卻拉雜的記下了遊學的青年，為了炮火下的故鄉和父母而驚魂不定的實感。
後者的《終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