蹇先艾叙述過貴州，裴文中關心着榆關，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面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
但這又非如勃蘭兌斯（G.Brandes）所說的“僑民文學”，僑寓的隻是作者自己，卻不是這作者所寫的文章，因此也隻見隐現着鄉愁，很難有異域情調來開拓讀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
許欽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為《
當時的盛況雖曾照下一像，如今挂在父親的房裡，無奈為時已久，那時鄉間的攝影又很幼稚，現已模胡莫辨了。
挂在它旁邊的芳姊的遺像也已不大清楚，惟有父親題在像上的字句卻很明白：‘性既執拗，遇複可憐，一朝痛割，我獨何堪！’ “………… “我想父親的花園就是能夠重行種起種種的花來，那時的盛況總是不能恢複的了，因為已經沒有了芳姊。
” 無可奈何的悲憤，是令人不得不舍棄的，然而作者仍不能舍棄，沒有法，就再尋得冷靜和诙諧來做悲憤的衣裳；裹起來了，聊且當作“看破”。
并且将這手段用到描寫種種人物，尤其是青年人物去。
因為故意的冷靜，所以也刻深，而終不免帶着令人疑慮的嬉笑。
“雖有忮心，不怨飄瓦”，冷靜要死靜；包着憤激的冷靜和诙諧，是被觀察和被描寫者所不樂受的，他們不承認他是一面無生命，無意見的鏡子。
于是他也往往被排進諷刺文學作家裡面去，尤其是使女士們皺起了眉頭。
這一種冷靜和诙諧，如果滋長起來，對于作者本身其實倒是危險的。
他也能活潑的寫出民間生活來，如《石宕》，但可惜不多見。
看王魯彥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題材和筆緻，似乎也是鄉土文學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許欽文是極其兩樣的。
許欽文所苦惱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親的花園”，他所煩冤的卻是離開了天上的自由的樂土。
他聽得“秋雨的訴苦”說—— “地太小了，地太髒了，到處都黑暗，到處都讨厭。
人人隻知道愛金錢，不知道愛自由，也不知道愛美。
你們人類的中間沒有一點親愛，隻有仇恨。
你們人類，夜間像豬一般的甜甜蜜蜜的睡着，白天像狗一般的争鬥着，撕打着…… “這樣的世界，我看得慣嗎？我為什麼不應該哭呢？在野蠻的世界上，讓野獸們去生活着罷，但是我不，我們不……唔，我現在要離開這世界，到地底去了……” 這和愛羅先珂（V.Eroshenko）的悲哀又仿佛相像的，然而又極其兩樣。
那是地下的土撥鼠，欲愛人類而不得，這是太空的秋雨，要逃避人間而不能。
他隻好将心還給母親，才來做“人”，騙得母親的微笑。
秋天的雨，無心的“人”，和人間社會是不會有情愫的。
要說冷靜，這才真是冷靜；這才能夠和“托爾斯小”的無抵抗主義一同抹殺“牛克斯”的鬥争說；和“達我文”的進化說一并嘲弄“克魯屁特金”的互助論；對專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
作者是往往想以诙諧之筆出之的，但也因為太冷靜了，就又往往化為冷話，失掉了人間的诙諧。
然而“人”的心是究竟還不盡的，《
我所說的這湘中的作家是黎錦明，他大約是自小就離開了故鄉的。
在作品裡，很少鄉土氣息，但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熱情。
他一早就在《社交問題》裡，對易蔔生一流的解放論者擲了斯忒林培黎（A.Strindberg）式的投槍；但也能精緻而明麗的說述兒時的“輕微的印象”。
待到一九二六年，他布告不滿于自己了，他在《烈火》再版的自序上說—— “在北京生活的人們，如其有靈魂，他們的靈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罷，自然，《烈火》即在這情形中寫成，當我去年春時來到上海，我的心境完全變了，對于它，隻有遺棄的一念。
……” 他判過去的生活為灰色，以早期的作品為童了。
果然，在此後的《破壘集》中，的确很換了些披挂，有含譏的輕妙的小品，但尤其顯出好的故事作者的特色來：有時如中國的“磊砢山房”主人的瑰奇；有時如波蘭的顯克微支（H.Sie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