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也沒有再看見他“刺的文學”。
尚钺的創作，也是意在譏刺，而且暴露，搏擊的，小說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綱要。
他創作的态度，比朋其嚴肅，取材也較為廣泛，時時描寫着風氣未開之處——河南信陽——的人民。
可惜的是為才能所限，那斧背就太輕小了，使他為公和為私的打擊的效力，大抵失在由于器械不良，手段生澀的不中裡。
向培良當發表他第一本小說集《飄渺的夢》時，一開首就說—— “時間走過去的時候，我的心靈聽見輕微的足音，我把這個很拙笨地移到紙上去了，這就是我這本小冊子的來源罷！” 的确，作者向我們叙述着他的心靈所聽到的時間的足音，有些是借了兒童時代的天真的愛和憎，有些是借着羁旅時候的寂寞的聞和見，然而他并不“拙笨”，卻也不矯揉造作，隻如熟人相對，娓娓而談，使我們在不甚操心的傾聽中，感到一種生活的色相。
但是，作者的内心是熱烈的，倘不熱烈，也就不能這麼平靜的娓娓而談了，所以他雖然間或休息于過去的“已經失去的童心”中，卻終于愛了現在的“在強有力的憎惡後面，發現更強有力的愛”的“虛無的反抗者”，向我們紹介了強有力的《我離開十字街頭》。
下面這一段就是那不知名的反抗者所自述的憎惡—— “為什麼我要跑出北京？這個我也說不出很多的道理。
總而言之：我已經讨厭了這古老的虛僞的大城。
在這裡面遊離了四年之後，我已經刻骨地讨厭了這古老的虛僞的大城。
在這裡面，我隻看見請安，打拱，要皇帝，恭維執政——卑怯的奴才！卑劣，怯懦，狡猾，以及敏捷的逃躲，這都是奴才們的絕技！厭惡的深感在我口中，好似生的腥魚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嘔吐，于是提着我的棍走了。
” 在這裡聽到了尼采聲，正是狂飙社的進軍的鼓角。
尼采教人們準備着“超人”的出現，倘不出現，那準備便是空虛。
但尼采卻自有其下場之法的：發狂和死。
否則，就不免安于空虛，或者反抗這空虛，即使在孤獨中毫無“末人”的希求溫暖之心，也不過蔑視一切權威，收縮而為虛無主義者（Nihilist）。
巴劄羅夫（Bazarov）是相信科學的；他為醫術而死，一到所蔑視的并非科學的權威而是科學本身，那就成為沙甯（Sanin）之徒，隻好以一無所信為名，無所不為為實了。
但狂飙社卻似乎僅止于“虛無的反抗”，不久就散了隊，現在所遺留的，就隻有向培良的這響亮的戰叫，說明着半綏惠略夫（Sheveriov）式的“憎惡”的前途。
未名社卻相反，主持者韋素園，是甯願作為無名的泥土，來栽植奇花和喬木的人，事業的中心，也多在外國文學的譯述。
待到接辦《莽原》後，在小說方面，魏金枝之外，又有李霁野，以銳敏的感覺創作，有時深而細，真如數着每一片葉的葉脈，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廣，這也是孤寂的發掘者所難以兩全的。
台靜農是先不想到寫小說，後不願意寫小說的人，但為了韋素園的獎勸，為了《莽原》的索稿，他挨到一九二六年，也隻得動手了。
《
素園看了，他很滿意我從民間取材；他遂勸我專在這一方面努力，并且舉了許多作家的例子。
其實在我倒不大樂于走這一條路。
人間的酸辛和凄楚，我耳邊所聽到的，目中所看見的，已經是不堪了；現在又将它用我的心血細細地寫出，能說這不是不幸的事麼？同時我又沒有生花的筆，能夠獻給我同時代的少男少女以偉大的歡欣。
” 此後還有《建塔者》。
要在他的作品裡吸取“偉大的歡欣”，誠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卻貢獻了文藝；而且在争寫着戀愛的悲歡，都會的明暗的那時候，能将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的，也沒有更多，更勤于這作者的了。
五 臨末，是關于選輯的幾句話—— 一，文學團體不是豆莢，包含在裡面的，始終都是豆。
大約集成時本已各個不同，後來更各有種種的變化。
在這裡，一九二六年後之作即不錄，此後的作者的作風和思想等，也不論。
二，有些作者，是有自編的集子的，曾在期刊上發表過的初期的文章，集子裡有時卻不見，恐怕是自己不滿，删去了。
但我間或仍收在這裡面，因為我以為就是聖賢豪傑，也不必自慚他的童年；自慚，倒是一個錯誤。
三，自編的集子裡的有些文章，和先前在期刊上發表的，字句往往有些不同，這當然是作者自己添削的。
但這裡卻有時采了初稿，因為我覺得加了修飾之後，也未必一定比質樸的初稿好。
以上兩點，是要請作者原諒的。
四，十年中所出的各種期刊，真不知有多少，小說集當然也不少，但見聞有限，自不免有遺珠之憾。
至于明明見了集子，卻取舍失當，那就即使并非偏心，也一定是缺少眼力，不想來勉強辯解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寫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