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當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開始出版的時候，卻全部是文言的。
蘇曼殊的創作小說，陳嘏和劉半農的翻譯小說，都是文言。
到第二年，胡适的《文學改良刍議》發表了，作品也隻有胡适的詩文和小說是白話。
後來白話作者逐漸多了起來，但又因為《新青年》其實是一個論議的刊物，所以創作并不怎樣著重，比較旺盛的隻有白話詩；至于戲曲和小說，也依然大抵是翻譯。
在這裡發表了創作的短篇小說的，是魯迅。
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
然而這激動，卻是向來怠慢了紹介歐洲大陸文學的緣故。
一八三四年頃，俄國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一八八三年頃，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蘇魯支（Zarathustra）的嘴，說過“你們已經走了從蟲豸到人的路，在你們裡面還有許多份是蟲豸。
你們做過猴子，到了現在，人還尤其猴子，無論比那一個猴子”的。
而且《
但後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此後雖然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響，技巧稍為圓熟，刻劃也稍加深切，如《肥皂》，《
從《新青年》上，此外也沒有養成什麼小說的作家。
較多的倒是在《新潮》上。
從一九一九年一月創刊，到次年主幹者們出洋留學而消滅的兩個年中，小說作者就有汪敬熙，羅家倫，楊振聲，俞平伯，歐陽予倩和葉紹鈞。
自然，技術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舊小說上的寫法和語調；而且平鋪直叙，一瀉無餘；或者過于巧合，在一刹時中，在一個人上，會聚集了一切難堪的不幸。
然而又有一種共同前進的趨向，是這時的作者們，沒有一個以為小說是脫俗的文學，除了為藝術之外，一無所為的。
他們每作一篇，都是“有所為”而發，是在用改革社會的器械，——雖然也沒有設定終極的目标。
俞平伯的《花匠》以為人們應該屏絕矯揉造作，任其自然，羅家倫之作則在訴說婚姻不自由的苦痛，雖然稍嫌淺露，但正是當時許多智識青年們的公意；輸入易蔔生（H.Ibsen）的《娜拉》和《群鬼》的機運，這時候也恰恰成熟了，不過還沒有想到《人民之敵》和《社會柱石》。
楊振聲是極要描寫民間疾苦的；汪敬熙并且裝着笑容，揭露了好學生的秘密和苦人的災難。
但究竟因為是上層的智識者，所以筆墨總不免伸縮于描寫身邊瑣事和小民生活之間。
後來，歐陽予倩緻力于劇本去了；葉紹鈞卻有更遠大的發展。
汪敬熙又在《現代評論》上發表創作，至一九二五年，自選了一本《
序中有雲—— “我寫這些篇小說的時候，是力求着去忠實的描寫我所見的幾種人生經驗。
我隻求描寫的忠實，不攙入絲毫批評的态度。
雖然一個人叙述一件事實之時，他的描寫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觀之影響，但我總是在可能的範圍之内，竭力保持一種客觀的态度。
“因為持了這種客觀态度的緣故，我這些短篇小說是不會有什麼批評人生的意義。
我隻寫出我所見的幾種經驗給讀者看罷了。
讀者看了這些小說，心中對于這些種經驗有什麼評論，是我所不問的。
” 楊振聲的文筆，卻比《
而且憑自己的理想還怕不夠，又請教過幾個朋友，删改了幾回，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