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的是曆史家，說假話的才是小說家。
曆史家用的是記憶力，小說家用的是想像力。
曆史家取的是科學态度，要忠實于客觀；小說家取的是藝術态度，要忠實于主觀。
一言以蔽之，小說家也如藝術家，想把天然藝術化，就是要以他的理想與意志去補天然之缺陷。
” 他先決定了“想把天然藝術化”，唯一的方法是“說假話”，“說假話的才是小說家”。
于是依照了這定律，并且博采衆議，将《
我們此後也不再見這位作家的創作。
二 “五四”事件一起，這運動的大營的北京大學負了盛名，但同時也遭了艱險。
終于，《新青年》的編輯中樞不得不複歸上海，《新潮》群中的健将，則大抵遠遠的到歐美留學去了，《新潮》這雜志，也以雖有大吹大擂的豫告，卻至今還未出版的“名著紹介”收場；留給國内的社員的，是一萬部《孑民先生言行錄》和七千部《點滴》。
創作衰歇了，為人生的文學自然也衰歇了。
但上海卻還有着為人生的文學的一群，不過也崛起了為文學的文學的一群。
這裡應該提起的，是彌灑社。
它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出版的《彌灑》（Musai）上，由胡山源作的《宣言》（《彌灑臨凡曲》）告訴我們說—— “我們乃是藝文之神； 我們不知自己何自而生， 也不知何為而生： ………… 我們一切作為隻知順着我們的Inspiration！” 到四月出版的第二期，第一頁上便分明的标出了這是“無目的無藝術觀不讨論不批評而隻發表順靈感所創造的文藝作品的月刊”，即是一個脫俗的文藝團體的刊物。
但其實，是無意中有着假想敵的。
陳德征的《編輯餘談》說：“近來文學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謂文學研究者，所謂文人，都不免帶有幾分販賣者底色彩！這是我們所深惡而且深以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
……”就正是和讨伐“壟斷文壇”者的大軍一鼻孔出氣的檄文。
這時候，凡是要獨樹一幟的，總打着憎惡“庸俗”的幌子。
一切作品，誠然大抵很緻力于優美，要舞得“翩跹回翔”，唱得“宛轉抑揚”，然而所感覺的範圍卻頗為狹窄，不免咀嚼着身邊的小小的悲歡，而且就看這小悲歡為全世界。
在這刊物上，作為小說作者而出現的，是胡山源，唐鳴時，趙景沄，方企留，曹貴新；錢江春和方時旭，卻隻能數作速寫的作者。
從中最特出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實踐宣言，籠罩全群的佳作，但在《櫻桃花下》（第一期），卻正如這面的過度的睡覺一樣，顯出那面的病的神經過敏來了。
“靈感”也究竟要露出目的的。
趙景沄的《阿美》，雖然簡單，雖然好像不能“無所為”，卻強有力的寫出了連敏感的作者們也忘卻了的“丫頭”的悲慘短促的一世。
一九二四年中發祥于上海的淺草社，其實也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家團體，但他們的季刊，每一期都顯示着努力：向外，在攝取異域的營養，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靈，要發見心裡的眼睛和喉舌，來凝視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給寂寞的人們。
韓君格，孔襄我，胡絮若，高世華，林如稷，徐丹歌，顧，莎子，亞士，陳翔鶴，陳炜谟，竹影女士，都是小說方面的工作者；連後來是中國最為傑出的抒情詩人馮至，也曾發表他幽婉的名篇。
次年，中樞移入北京，社員好像走散了一些，《淺草》季刊改為篇葉較少的《沉鐘》周刊了，但銳氣并不稍衰，第一期的眉端就引着吉辛（G.Gissing）的堅決的句子—— “而且我要你們一齊都證實…… 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
” 但那時覺醒起來的智識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熱烈，然而悲涼的。
即使尋到一點光明，“徑一周三”，卻更分明的看見了周圍的無涯際的黑暗。
攝取來的異域的營養又是“世紀末”的果汁：王爾德（OscarWilde），尼采（Fr.Nietzsche），波特萊爾（Ch.Baudelaire），安特萊夫（L.Andreev）們所安排的。
“沉自己的船”還要在絕處求生，此外的許多作品，就往往“春非我春，秋非我秋”，玄發朱顔，卻唱着飽經憂患的不欲明言的斷腸之曲。
雖是馮至的飾以詩情，莎子的托辭小草，還是不能掩飾的。
凡這些，似乎多出于蜀中的作者，蜀中的受難之早，也即此可以想見了。
不過這群中的作者們也未嘗自餒。
陳炜谟在他的小說集《爐邊》的“Proem”裡說—— “但我不要這樣；生活在我還在剛開頭，有許多命運的猛獸正在那邊張牙舞爪等着我在。
可是這也不用怕。
人雖不必去崇拜太陽，但何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