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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大卫·劳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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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1951年5月21日 親愛的勞埃得先生: 随信附上的這份通知是我在紐約的房東寄來的。

    我離開紐約時,曾帶着所有的稅單到42街的國内稅務署做了驗證,否則我根本不能買到回中國的船票。

    現在我身在北京,根本無法按要求出庭。

    不知您怎麼想,真有那麼要緊,我們非做點事不可,或者就随它去呢? 聽說您寄給我的樣書(《黃色風暴》)已到了香港,我的朋友侯博士會設法轉寄給我的。

    瞿同祖先生住在紐約市西123街435号的52公寓,他也會幫您把信、書和錢寄給我,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可以在您給我的信的信封上寫中文。

     在北京這段日子我一直很忙,坐骨神經痛也一直沒好,我想盡了一切治療辦法,可全都無效。

     我家的白貓生了三隻小貓——一隻白的、兩隻黃白花的。

    可我家的小鳥死了,這下可給了我小女兒一個大哭一場的機會。

     緻以最美好的祝願! 您忠誠的 舒舍予 四十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北京 1951年7月23日 親愛的勞埃得先生: 非常感謝您1951年6月28日的來信。

     今年北京的夏天很熱。

    我每天隻能在大清早寫一會,下午就熱得沒法工作了。

    北京有許多美麗的公園,在那裡我可以休息,吸到新鮮空氣。

    可坐骨神經痛使我沒法走到公園。

    過去三個月裡,我隻完成了一個短的電影劇本,其他别無建樹。

     對于新中國,有許許多多的事情可以說,總的可以歸結為一句話:政府好。

    中國人民弄不清美國政府為什麼要反對北京的好政府,而支持台灣的壞政府。

     十分感激您告訴我《黃色風暴》将在英國出版,我很高興。

     請給瞿同祖先生五百美元。

    他的家眷在北京,他們會把錢轉交給我的。

     請接受我對您和您全家最美好的問候! 您忠誠的 舒舍予 四十一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七日 北京 1952年2月17日 親愛的勞埃得先生: 非常感謝您1952年2月5日的信。

     随信寄上我簽好字的文件,希望您覺得一清二楚了。

    謝謝您對我的幫助,我盼着這件事不用太多的麻煩就會盡快結束。

    這封信實際上隻是一個短短的便條,我正忙着趕寫另一部話劇。

    不久我會再給您去信。

     緻以最美好的祝願! 您忠誠的 舒舍予 四十二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 北京 1952年4月1日 親愛的勞埃得先生: 我收到從香港轉來的财政部的另一封信和兩個表格。

    我實在不知應該怎樣填寫,我能做到的就是簽名。

    您能否讓他們知道:您是有法律權利來處理此事的。

     我現在仍忙于寫那部話劇,不知何時才能完成。

    新社會激勵全國的作家奮發寫作,每一位作家都在辛勤耕耘。

    冬天就要過去了,北京的春天很美。

    我打算養許多花,侍弄這些花會為我在寫作的間隙提供一個休息的機會。

    坐骨神經痛稍稍好了一點。

    我也該做些輕微的運動了,澆花對我來說就是一種輕微的運動。

     過些天再給您寫信。

     緻以最美好的祝願! 您忠誠的 舒舍予 四十三一九五二年五月十四日 中國,北京 1952年5月14日 親愛的勞埃得先生: 感謝您1952年3月7日的來信。

    兩天前我收到了《鼓書藝人》的樣書,售價那麼高,而書本身又不是太好,我懷疑是否能有好銷路。

    您如果能給我寄些關于這本書的評論文章,我将不勝感激。

    對《黃色風暴》的評論大都是恭維話,但我懷疑《鼓書藝人》是否還會獲得同樣的好評。

     我一直很忙,不過值得慶幸的是我的坐骨神經痛好了一點,這要感謝維生素B針劑。

     緻以最美好的祝願! 您忠誠的 舒舍予 四十四一九五二年十月一日 北京 1952年10月1日 親愛的勞埃得先生: 對不起,這隻能是一個短短的便條,我實在太忙,要同時做很多事。

     《牛天賜傳》是我的一部不重要的作品,不值得譯成英文。

    我對柯林先生本人及其用意一無所知。

    請告訴哈科特和布雷斯公司,這部書不好。

    如果其他出版商想出版的話,那麼他們一定要經過您,在美國您是我一切書籍的出版代理人。

     最美好的祝願! 您忠誠的 舒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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