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恍然大悟，胡塞爾硬想把心理真實變成理性準則：他在否定了人類理性的容納能力之後，通過旁門左道躍入永恒的大寫理性。
于是，我對“具體天地”
所有的本質不都是形式的，其中有物質的，前者是邏輯的對象，後者是科學的對象，對我而言，這隻不過是個定義的問題。
有人向我斷言，抽象僅指某個具體天地的一個部分，而這個部分本身則是不穩定的。
但上文揭示的擺動使我能夠澄清這些術語的含糊。
因為可以說我注意的對象，比如天空，比如水在大衣下擺的反光，把我憑興趣從世上分離出來的現實精華隻留給了自己。
對此，我不會否定的。
但也可以說，這件大衣本身是普遍的，有其特殊而充足的本質，屬于形式世界。
于是我明白了，人們隻不過改變了程序的先後。
這個世界在上天那裡不再有自己的映象了，但形式的天空卻出現在地球上的形象族群之中了。
對我而言，這沒有任何變化。
我此處發現的，既非對具體的愛好，亦非人類狀況的意義，而是一種信馬由缰的智力主義，足以把具體本身也一概而論了。
通過低三下四的理性和趾高氣揚的理性這兩條相反的途徑，把思想引向各自的否定，對這種表面的反常現象大可不必感到驚訝。
從胡塞爾的抽象上帝到克爾恺郭爾的閃光上帝，兩者的距離并不大嘛。
理性和非理性導緻相同的說教。
實際上道路無關緊要，有到達的意志足以解決一切。
抽象哲學和宗教哲學從相同的惶恐出發，又在相同的焦慮中相互支持。
但關鍵在于作出解釋。
這裡，懷舊比科學更強烈。
意味深長的是，當代思想既受到主張世界無意義的哲學最深刻的滲透，又對該哲學的結論深感切膚之痛。
它不斷在現實極端理性化和極端非理性化之間搖擺，現實理性化導緻現實分裂成理性典型，而現實非理性化則把現實神化。
但這種分離僅僅是表面文章。
問題在于握手言和，好在兩種情況無論哪一種，跳躍一下就和解了。
人們總是錯誤地認為理性的概念是單向的。
這種說法不管在據理力争時多麼嚴密，其實并不因此而不比别的說法更為靈活。
理性帶有人情味十足的面目，但也善于轉向神明。
普洛丁
從此，理性便學會偏離其最珍貴的原則，即矛盾，以便融入最離奇也最神奇的參與原則。
那個時代，理性不得不适應，否則就死亡。
理性終于适應了。
随着普洛丁的出現，理性從邏輯性的變成美學性的。
隐喻取代了三段論。
況且這不是普洛丁對現象學唯一的貢獻。
整個這種形态已經包含在亞曆山大學派思想家非常珍視的觀念中了，以至不僅有一種世人的理念，而且産生了一種蘇格拉底的理念。
總之，理性是思想的工具，而不是思想本身。
一個人的思想首先是他的懷念。
理性曾平息過普洛丁式的悲怆，同樣也把手段給予現代焦慮，以使後者在永恒的親切背景下得以平靜。
荒誕精神就沒有那麼走運了。
世界對它，既不那麼理性，也不那麼非理性。
荒誕精神是不可理喻的，僅此而已。
理性在胡塞爾那裡最終失去了界限。
相反，荒誕可确定其界限，因為無力平息其焦慮。
克爾恺郭爾則從另一方面認定，隻要有一個界限就足以把理性否掉。
但荒誕沒有走得那麼遠。
對荒誕而言，界限僅針對理性野心勃勃的擴張。
非理性主題，恰如存在哲學家們所設計的那樣，就是自亂陣腳的理性，就是自我否定的同時自我解脫的理性。
荒誕，則是确認自身界限的清醒理性。
正是在這條艱難道路的盡頭，荒誕人認出自己真正的理性依據，把自己苛刻的要求和别人向他建議的東西作了比較，突然感到要改弦易轍了。
在胡塞爾的天地裡，世界變得清晰明确了，而世人對親熱孜孜以求的渴望變得毫無用處了。
克爾恺郭爾在世界末日論中不得不放棄對明晰的渴望，如果這種渴望想要得到滿足。
知情（在這份賬上，大家都是無辜的）和渴望知情，其罪孽不是那麼同等的。
恰恰這是唯一的罪孽，荒誕人能夠感覺得出來，既可将其變成自己的罪過，也可将其變成自己的無辜。
有人向荒誕人建議這樣一種結局：以往所有的矛盾隻不過算作論戰遊戲。
但荒誕人的感覺并非如此。
必須保留以往一切矛盾的真實性，即得不到滿足的真實性。
荒誕人堅決不要說教。
我的推理決然忠實于不言自明的道理。
這種使荒誕人覺醒的道理，就是荒誕，就是抱有希望的精神和使人失望的世界之間的分離，就是我對統合的懷念，就是分散的天地，就是把上述一切聯結起來的矛盾。
克爾恺郭爾消除了我的懷念，胡塞爾聚合了分散的天地。
這不是我所等待的。
問題在于體驗和思考這些切膚之痛，在于知道應當接受還是應當拒絕。
問題不可能在于掩蓋不言自明的事實，不可能在于否定荒誕方程某一項的同時取消荒誕。
必須知道人們是否可能憑荒誕而活着或是否邏輯要求人們因荒誕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