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嶽麓書院、麗正書院、象山書院，等等。
這些書院，有的是私辦，有的是公辦，更多的是“民辦官助”。
共同特點是，大多選址于名山勝景，且由比較著名的學者執掌校務，叫“山長”。
山長這個稱呼，聽起來野趣十足，與書院所在的名山對應，而且又幽默地表示對官場級别的不在意，自謙中透着自傲。
我最近一次去嶽麓書院，還在曆任山長居住的一個叫“百泉軒”的小院落裡徘徊很久，想象着山長們的心态。
他們，隻想好生看管着這滿院的書聲泉水、滿山的春花秋葉，就已經足夠。
山下的達官貴人為了各自的文化形象，也會到山上來叩門拜見。
來就來吧，聽他們談談平日不太談的先秦諸子、楚辭漢賦，然後請他們到書院各處走走，自己就不陪了。
在山長們的眼中，他們都是學生一輩，欠學頗多，因此自己要保持住輩分的尊嚴。
這不是為自己，而是為文化。
在山長的執掌下，書院采取比較自由的教學方法。
一般由山長本人或其他教師十天半月講一次課，其他時間以自學為主。
自學中有什麼問題随時可向教師咨詢，或學生間互相讨論。
這樣，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實際上書院有明确的學規，課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幾次嚴格的考核。
此外，學生還必須把自己每日讀書的情況記在“功課簿”上，山長定期親自抽查。
課程内容以經學、史學、文學、文字學為主，也要學習應付科舉考試的八股文和試帖詩。
到了清代晚期，則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學方面的課程。
可以想象，這種極有彈性的教學方式是很能釀造出一種令人心醉的學習氣氛的，而這種氣氛，有時可能比課程本身還能熏陶人、感染人。
三
書院所有課程的最終走向，是要塑造一個個品行端莊的文化人。
對于這一點，曾經統領過白鹿洞書院和嶽麓書院的大哲學家朱熹有過系統的思考。
他說，人性皆善，但在社會上卻分成了善的類别和惡的類别，因為每個類别裡風氣和習慣不同，熏染而成。
隻有教學，能夠從根本、從大道上弘揚善的風氣和習慣，讓人們複歸于善。
他又說，教學能改變一個人的氣質，使他能夠從修身出發，齊家，治國。
正是出于朱熹所說的這個理想，很多傑出的學者都走進書院任教，把教書育人和自己的研究融為一體。
一一六七年八月，朱熹本人從福建崇安出發，由兩名學生随行，不遠千裡向嶽麓山走來。
因為他知道比自己小三歲的哲學家張栻正主講嶽麓書院。
他們以前見過面，暢談過，但還有一些學術環節需要進一步探讨。
朱熹希望把這種探讨與書院的教學聯系在一起。
朱熹抵達嶽麓書院後就與張栻一起進行了著名的“朱、張會講”。
所謂會講是嶽麓書院的一種學術活動，持不同學術觀點的學派在或大或小的範圍裡進行探讨和論辯，學生也可旁聽。
果然如朱熹預期的那樣，會講既推動了學術，又推動了教學。
朱熹和張栻的會講是極具魅力的。
當時一個是三十七歲，一個是三十四歲，一個徽州婺源人，一個四川綿竹人，卻都已跻身中國學術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維探讨着哲學意義上人和人性的秘密。
他們在會講中有時連續論争三天三夜都無法取得一緻意見。
兩種濃重的方言，一種是夾雜着福建口音的徽州話，一種是四川話，三天三夜唇槍舌劍，又高深玄妙，但聽講的湖南士子都毫無倦意。
除了當衆會講外，他們還私下交談。
所取得的成果是：兩人都越來越佩服對方，兩人都覺得對方啟發了自己。
《宋史》記載，張栻的學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而朱熹則在一封信中說，張栻的見解“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複開益為多”。
朱熹還用詩句描述了他們兩人的學術友情：
憶昔秋風裡，
尋盟湘水旁。
勝遊朝挽袂，
妙語夜連床。
别去多遺恨，
歸來識大方。
惟應微密處，
猶欲細商量。
……
（《有懷南軒老兄呈伯崇擇之二友二首》）
這種由激烈的學術争論所引發的深厚情誼，實在令人神往。
可惜，這種事情到了近代和現代的中國，幾乎看不到了。
除了與張栻會講外，朱熹還單獨在嶽麓書院講學。
當時朱熹的名聲已經很大，前來聽講的人絡繹不絕。
不僅講堂中人滿為患，甚至聽講者騎來的馬都把池水飲幹了，所謂“一時輿馬之衆，飲池水立涸”。
朱熹除了在嶽麓書院講學外，又無法推卻一江之隔的城南書院的邀請，隻得經常橫渡湘江。
張栻怕他寂寞，愉快地陪着他來來去去。
這個渡口，當地百姓後來就名之為“朱張渡”。
此後甚至還經常有人捐錢捐糧，作為朱張渡的修船費用。
兩位教育家的一段佳話，竟如此深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