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覺得非常奇怪：為什麼直到四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外研究者筆下的“文革”災難，仍然是北京上層政治圈的一串人事更疊？其實，站遠了看，當時有一些真正的大事會讓今後的曆史瞠目結舌，卻被今天的研究者們忽略了。
其中最大的一件，就是全國規模的停課廢學。
停課廢學，不僅使中華文化立即面臨着中斷的危險，而且向社會釋放出了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大批完全失控的人群——他們快速轉化成了破壞性暴力，很多悲劇便由此而生。
其實，那批青年學生本身承受的悲劇更大。
他們雖然号稱“造反”，卻完全是響應當時報紙的号召趕時髦，恰恰沒有任何“造反”意識。
但後來，他們為此要長時間地上山下鄉，而且在災難過去之後還要背一輩子的惡名。
那是我十九歲那一年的夏天。
我領着一批同學反對“造反”，其實也不是出于任何政治意識，隻是反對他們打、砸、搶，阻止他們批鬥老師。
但是，“造反派”同學越來越得勢，他們根據上級指示奪了學院的權，成了當權者。
本來圍在我身邊的很多同學也就投向他們，我顯得非常孤立，因此也非常危險。
正在這時，我的父親又遭到他所在單位“造反派”的批鬥，我叔叔也被迫自殺。
這種家庭背景一旦被我們學院“造反派”知道，必然招緻禍殃，因此我就離開學院，出走了。
當時全國交通除飛機之外全都免費向青年學生開放，說是“革命大串聯”。
其實“造反派”還處于剛剛掌權的興奮和忙碌之中，怎麼也舍不得離開自己的單位，因此擠在火車、汽車、輪船上的，大多是走投無路的人。
這樣的人很多很多，因此車船上很擠很擠。
我，就成了他們中間的一個。
不知道會在哪裡停下，更不知道會停多久，火車常常停在荒山野嶺之間一停十幾個小時。
不斷有人要爬窗出去解手，因為車廂裡的廁所也早已擠滿了人，無法使用。
也有學生爬到了窗外，火車突然開了，車上的同學就把他們的行李包扔下去。
所有的行李包都一樣，小小的，輕輕的：兩件換洗衣服，一條毛巾包着三四個幹饅頭，幾塊鹹醬菜。
沒有書，也沒有筆。
因為這些行李包的主人雖然還被稱為“學生”，卻已經沒有課堂、沒有黑闆、沒有老師。
扔行李包的事情往往發生在深夜。
車下的學生們邊追邊呼叫，但隆隆的車輪終于把他們抛棄了。
多少年來我一直在想：他們最後找到了下一站了嗎？那可是山險林密、虎狼出沒的地方啊。
我們那趟車開到長沙就不走了。
我背着小小的行李包，随着人流來到了嶽麓山。
到了山上，大家都擁向著名的愛晚亭。
我怕擠，就在壓頂的暮色下找一條僻靜的山路走去，卻沒有目标、沒有方向。
不知道走了多久，眼前出現了一堵長長的舊牆，圍住了很多灰褐色的老式房舍。
這是什麼地方？沿牆走了幾步，就看到一個邊門，輕輕一推，竟能推開。
我遲疑了一下就一步跨了進去。
我有點害怕，假裝着咳嗽幾聲，直着嗓子叫“有人嗎”，沒有任何回應。
但走着走着，我似乎被一種神奇的力量控制了，腳步慢了下來，不再害怕。
這兒沒有任何裝點，為什麼會給我一種莫名的莊嚴感？這兒我沒有來過，為什麼處處透露出似曾相識的親切？這些房子可以有各種用途，但它的原本用途是什麼呢？
再大的家族的用房也用不着如此密密層層，每一個層次又排列得那麼雅緻和安詳。
這兒應該聚集過很多人，但絕對不可能是官衙或是兵營。
我在這個庭院裡獨個兒磨磨蹭蹭，舍不得離開。
最後終于摸到一塊石碑，憑着最後一點微弱的天光我一眼就認出了那四個大字：嶽麓書院。
二
那天晚上我在月色下的嶽麓書院逗留了很長時間，離開時一臉安詳，就像那青磚石地、粉牆玄瓦。
我很快回了上海，學院裡的情況和我家庭的處境都越來越壞。
後來我又不得不到農村勞動去了，徹底遠離了學校和教育。
但是，奇怪的是，那個青磚石地、粉牆玄瓦的夢，卻常常在腦際隐約閃動。
待到圖書館重新開放，我努力尋覓有關它的點滴記載。
再後來，中國走上了一條新路，我就有機會一再訪問它了。
我終于明白，很多年前那次夜間潛入，讓我在無意中碰撞到了中華文化存廢之間的又一個十字路口：一條是燥熱的死路，一條是冷清的生路。
這條生路，乃是曆代文化智者長期探索的結果，嶽麓書院便是其中一個例證。
說遠一點，早在三千三百多年前，商代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公辦學校。
到了孔子，成功地創辦了私學。
從此，教學傳統成了中華文化代代相傳的命脈。
到了唐代，就出現了教學等級很高的書院。
宋代書院之風大盛，除了很早就開辦的白鹿洞書院外，還出現了石鼓書院、嵩陽書院、應天府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