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約我在一個指定的時間到他的家裡去談話。
我毫不遲疑地去了。
在那裡我會見了三四個青年，他們談話的态度和我家裡的人完全不同。
他們充滿了熱情、信仰和犧牲的決心。
我把我的胸懷，我的痛苦，我的渴望完全吐露給他們。
作為回答，他們給我友情，給我信任，給我勇氣。
他們把我當做一個知己朋友。
從他們的談話裡我知道“适社”是重慶的團體，但是他們也想在這裡成立一個類似的組織。
他們答應将來讓我加入他們的組織，和他們一起工作。
我告辭的時候，他們送給我幾本“适社”出版的宣傳冊子，并且寫了信介紹我給那邊的負責人通信。
事情在今天也許不會是這麼簡單，這個時候人對人也許不會這麼輕易地相信，然而在當時一切都是非常自然。
這個小小的客廳簡直成了我的天堂。
在那裡的兩小時的談話照徹了我的靈魂。
我好像一隻被風暴打破的船找到了停泊的港口。
我的心情昂揚，我帶着幸福的微笑回到家裡。
就在這天的夜裡，我懷着佛教徒朝山進香時的虔誠，給“适社”的負責人寫了信。
我的生活方式漸漸地改變了，我和那幾個青年結了親密的友誼。
我做了那個半月刊的同人，後來也做了編輯。
此外我們還組織了一個團體：均社。
我自稱為“安那其主義者”，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團體成立以後就來了工作。
辦刊物、通訊、散傳單、印書，都是我們所能夠做的事情。
我們有時候也開秘密會議，時間是夜裡，地點總是在僻靜的街道，參加會議的人并不多，但大家都是懷着嚴肅而緊張的心情赴會的。
每次我一個人或者和一個朋友故意東彎西拐，在黑暗中走了許多路，聽厭了單調的狗叫和樹葉飄動聲，以後走到作為會議地點的朋友的家，看見那些緊張的親切的面孔，我們相對微微地一笑，那時候我的心真要從口腔裡跳了出來。
我感動得幾乎不覺到自己的存在了。
友情和信仰在這個陰暗的房間裡開放了花朵。
但這樣的會議是不常舉行的，一個月也不過召集兩三次，會議之後是工作。
我們先後辦了幾種刊物，印了幾本小冊子。
我們抄寫了許多地址，親手把刊物或小冊子一一地包卷起來，然後幾個人捧着它們到郵局去寄發。
五一節來到的時候，我們印了一種傳單，派定幾個人到各處去散發。
那一天天氣很好，我挾了一大卷傳單，在離我們公館很遠的一帶街巷裡走來走去，直到把它們散發光了，又在街上閑步一回，知道自己沒有被人跟着，才放心地到約定集合的地方去。
每個人愉快地叙述各自的經驗。
這一天我們就像在過節。
又有一次我們為了一件事情印了傳單攻擊當時統治省城的某軍閥。
這傳單應該貼在幾條大街的牆壁上。
我分得一大卷傳單回到家裡。
晚上我悄悄地叫一個小聽差跟我一起到十字街口去。
他拿着一碗漿糊。
我挾了一卷傳單，我們看見牆上有空白的地方就把傳單貼上去。
沒有人幹涉我們。
有幾次我們貼完傳單走開了，回頭看時，一兩個黑影子站在那裡讀我們剛才貼上去的東西。
我相信在夜裡他們要一字一字地讀完它，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半月》是一種公開的刊物，社員比較多而複雜。
但主持的仍是我們幾個人。
白天我們中間有的人要上學，有的人要做事，夜晚我們才有空聚在一起。
每天晚上我總要走過幾條黑暗的街巷到“半月社”去。
那是在一個商場的樓上。
我們四五個人到了那裡就忙着卸下鋪闆，打掃房間，回答一些讀者的信件，辦理種種的雜事，等候那些來借閱書報的人，因為我們預備了一批新書報免費借給讀者。
我們期待着忙碌的生活，甯願忙得透不過氣來。
共同的犧牲的渴望把我們大家如此堅牢地系在一起。
那時候我們隻等着一個機會來交出我們個人的一切，而且相信在這樣的犧牲之後，理想的新世界就會跟着明天的太陽一同升起來。
這樣的幻夢固然帶着孩子氣，但這是多麼美麗的幻夢啊！
我就是這樣地開始了我的社會生活的。
從那時起，我就把我的幼年深深地埋葬了……
窗外刮起大風，關住的窗門突然大開了。
雨點跟着飄了進來。
我面前的信箋上也濺了水。
寫好的信箋被風吹起，散落在四處。
我不能夠繼續寫下去了，雖然我還有許多話沒有向你吐露。
我想，我不久還有機會給你寫信，叙述那些未說到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上面的話能不能夠幫助你更了解我。
但是我應該感謝你，因為你的信給我喚起了這許多可寶貴的回憶。
那麼就讓這風把我的祝福帶給你罷。
現在我也該躺一會兒了。
1936年8月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