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武林群雄的紛紛指責，楊過斬釘截鐵地回答：“你們斬我一千刀，我還是要她做妻子。
”即使知道小龍女被人奸污後，楊過仍不以為意，堅決要和小龍女結合，可見封建貞節觀念在他心目中根本沒有地位。
楊過是禮教習俗的自覺的叛逆者。
不僅楊過一人如此，其他小說人物像“九指神丐”洪七公的豪爽熱誠，全無僞飾；“東邪”黃藥師的灑脫超逸，偏于乖戾；“老頑童”周伯通的了無機心，天真率性；令狐沖的狂放不羁，笑傲江湖；狄雲、張無忌的躲開污濁，遁世而居；他們都是獨立的樹，而不是依附的藤蘿。
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擯棄“權勢”、“威福”、“玉帛”之類世俗舊觀念，追求自由自在、合于天性的生活。
令狐沖說：“人生在世，會當暢情适意，連酒也不能喝，女人也不能想，人家欺到頭上不能還手，還做什麼人？不如及早死了，來得爽快。
”
這正是個性主義精神的體現。
在金庸筆下，連已經繼承了帝位的段譽、段智興，最後也都走上出家之路。
金庸筆下男女主人公的愛情，也已抛開一切社會經濟利害的因素，成為一種脫俗的純情的也是理想的性愛。
郭靖完全不考慮華筝的公主地位而決心與黃蓉相好。
趙敏為了張無忌，毅然抛開郡主的家門。
胡一刀選擇妻子時，置大筆财富于不顧，他說：“世上最寶貴之物，乃是兩心相悅的真正情愛，決非價值連城的寶藏。
”凡此種種，無不寄托了作者的感情傾向。
金庸在個人與社會總體的關系上，主張要為多數民衆的利益着想，贊美喬峰、郭靖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态度；而在個人與個人的關系上，主張尊重個性、保持獨立人格，同情和肯定上述一大批具有真性情的人物：這正代表了現代意識的兩個重要側面。
人，總是既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又要保持獨立的個體人格的，兩個方面不可偏廢。
像近代西方有些人那樣隻講個性自由，以至自我膨脹，人欲橫流，社會公衆利益受到侵害，這個社會就會發生種種問題。
可是像古代中國有些思想家那樣，隻肯定群體或王權利益，過分抑制甚至無視個體利益，犧牲人的個性，這個社會也會死氣沉沉，令人窒息，造成許多悲劇。
隻有将社會責任和個性自由兩者兼顧，才真正是人類現代社會所應有的健全意識，才真正是金庸所要表達的現代意識。
五
最能說明金庸小說富有現代意識的，也許還是他作品中潛藏的那種獨立批判精神。
表面上看，武俠小說注定要遠離現實。
但究其實，并不可一概而論。
金庸小說的有些内容，是作者在當代生活中有所感受而發，它們不但不脫離現實，反而應該說是深入現實的筆墨。
作為政論家（23）同時又是小說家的金庸，對諸多的社會現象和曆史事件，常常保持着客觀、清醒、獨立思考的态度。
創作過程中，他把得自現實的這些感受連同自己的某些真知灼見，融彙入小說，轉化成形象。
這是金庸武俠小說富有思想性的一個重要原因。
隻要讀讀《射雕英雄傳》的第一回，我們就知道金庸不但相當熟悉南宋時期的政治軍事鬥争，而且對那段曆史很有自己的見解。
這一回的文字浸透着一種悲憤的激情，為全書奠定了基調。
一般人都知道，是秦桧害死了嶽飛。
《射雕英雄傳》卻通過曲三和說書人張十五之口，揭露了“真正害死嶽爺爺的罪魁禍首，隻怕不是秦桧，而是高宗皇帝”，他為了坐穩他的皇帝寶座，甯可把一心一意抗金、想要迎回徽欽二帝的嶽飛害死，向金國一再退讓，甚至竟然向金國皇帝上降表稱臣。
這就使讀者很容易聯想到“九一八”事變後中國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大片土地淪喪，主張抗日的張學良被囚禁，楊虎城被殺害，等等。
台灣在五六十年代禁止《射雕英雄傳》出版，除了作者金庸原先屬于香港《大公報》系統這個政治因素外，上述小說内容方面的問題可能也是一個緣由（直到1979年，台灣初次印這部作品時，還要改個名字，叫做《大漠英雄傳》）。
在中國大陸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讀者，當他們讀到《笑傲江湖》中寫日月神教和《鹿鼎記》中寫神龍教的那些筆墨時，一定會聯想到“文革”時期林彪、“四人幫”強制推行的所謂“早請示”、“晚彙報”、“三忠于”、“四無限”那套極端個人迷信的活動。
小說中的日月神教，在東方不敗和楊蓮亭一夥把持下，強令徒衆服有毒藥物而自己則壟斷解藥，以維持教主的個人權威。
部屬每人說話，一開口就是：“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教主令旨英明，算無遺策，燭照天下，造福人民，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又說什麼：“教主指示聖明，曆百年而常新，垂萬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布于天下”，“屬下謹奉令旨，忠心為主，萬世不辭。
”荒誕的情節形式，呈現着發人深思的現實内容。
有關神龍教的描寫也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筆墨并不是出現在“文革”結束、中共中央作出否定這場動亂的決議之後，而是早在1967至1970年間“文革”正在進行，林彪、“四人幫”氣焰如日中天的時候就寫出的。
這就真正顯示出作者辨别複雜事物的可貴眼力和敢于堅持真理的無畏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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