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頁），“颠倒了主次”（56頁）。
這些論斷，實際上包含了過去年代發生的許多令人痛心的事情，總結了人們付出巨大代價甚至血的代價才得來的經驗教訓。
池田大作和金庸都經曆過、體驗過戰争帶給人們的巨大痛苦，所以他們的共同目标之一是堅決制止戰争。
池田的長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征入伍，後來在緬甸陣亡。
這位長兄曾經親眼看到過日軍對當地人民的血腥屠殺，有一次，當他從前線短期返家時，就說：“日本軍做得太過分了！對中國人真是太狠毒了！”這句話深深刻印在池田大作的頭腦中。
因此，池田作為曾經是軍國主義日本的國民，堅決反對各種戰争。
金庸在中國的抗日戰争期間颠沛流離，嘗盡苦難，他家住宅被日軍燒光，他的母親和一個弟弟在戰争中去世，他那種堅決反對侵略戰争而同時擁護衛國戰争的立場，就是在當年形成的。
但他認為，即使是革命的戰争，也難免付出代價，造成悲劇。
他自己的父親就是在解放初年的軍事管制期間被冤枉地誤殺的。
所以金庸說：“我祖父、父親、母親的逝世，令我深深感覺不遭侵略、能和平生活的可貴，不論是國際間還是國家内部，最重要的是避免戰争，讓人民在和平的環境中争取進步，改善生活。
暴力常是許許多多不幸的根源。
”（134頁）基于同樣的考慮，維護中日兩國人民的世代友好，也成為池田大作和金庸十分關切的話題。
他們懷着深深的敬意，共同回顧了老一輩傑出人士如日本方面的牧口會長、竹内好、井上靖、中島健藏，中國方面的周恩來、鄧小平、巴金、趙樸初等在這方面的偉大貢獻。
池田認為，維護日中友好，關鍵在于日本民衆的真正覺醒。
池田強烈譴責日本一些大言不慚、無視侵略曆史的“政治家”，他說：“日本人所犯下的罪行當然令人汗顔，但更令人感到可恥的是，許多日本人忘掉了這段曆史！”“忘記過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反省和贖罪心情，也不能誓言和平。
日本人對于這種‘曆史的健忘症’必須徹底地予以糾正。
若非如此，就不能被世界視為朋友。
”（122頁）這可以說真是振聾發聩之言。
今天，當國際和國内民衆都期待日本經濟較快走向複蘇之時，日本全國既需要有民族的凝聚力，又需要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防止軍國主義思潮重新擡頭——在這樣的時候，池田大作先生這番話語尤其顯得重要，無異于為日本人民敲響了聲聲警鐘。
隻有在日本國民深入反省和真正覺醒的基礎上，中日兩國的相互友好、永久和平乃至經濟上平等互利的合作，才能順利得到實現。
金庸、池田大作還共同探讨了現代社會中人的精神和人格力量的問題。
這是因為，現在社會的大多數人被物質的豐富所眩惑，隻重視追求商品的擁有和消費的價值。
然而在金庸看來，“人的幸福和不幸是不能以金錢或物質的多寡來計算的，須以内心的滿足程度與精神價值來衡量。
真正近代文明必須重視精神和人格。
倘若人人都将商品或物質作為追求目标的話，由于物質有限而人的欲望無窮，就會演變為争奪、掠奪、鬥争、戰争，更有可能引發世界大戰吧！為了回避這種大災難，就要發展、創造精神和人格的價值，對之日益重視，除此以外别無他途。
”（224頁）池田大作也認為：現代社會中的人們更需要克服自身的弱點——“内在的‘惡’”。
若是隻追求金錢，“則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人的滿足感”。
（224頁）人的真正幸福，在于有所創造，實現自我價值。
而這，就需要戰勝自己的弱點。
“有外在的‘惡’，同時也有内在的‘惡’——若不看到這一點，一切改造世弊的革命，是不能脫離單純的權力鬥争、政權更疊的範圍的。
”（366頁）這實在是講得非常精彩的一段話。
池田大作曾多次訪問香港，讀者也許更關心他對香港的看法。
對談錄表明，池田先生對香港有深刻的觀察和洞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