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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香港稱作“亞洲的心髒”；認為香港人内在精神氣質中，有一種極可寶貴的東西——“具有在逆境中反敗為勝的勇氣，對于任何困難都能靈巧地對付，使自己的能力盡可能得以發揮的智慧。
可以說，腳踏實地的‘人的活力’，這就是香港之寶。
”（26頁）多麼精辟的概括！顯示了池田先生對香港的未來滿懷信心。
錄也讓我們對兩位作者自身，有了更多更直接的了解。
過去所知，往往是零星的，有限的，甚至是不準确的。
像金庸先生，雖然有人為他撰寫過一部傳記（冷夏：《金庸傳》），但由于寫傳者态度不夠嚴肅，較少掌握第一手材料，依憑間接推測或道聽途說，因而史實性錯誤頗多。
而在對談錄中，兩位作者分别披露了各自的家庭狀況、出身經曆、青少年時代愛讀的書籍等等，這使讀者對他們的了解多了一個直接的窗口。
尤其是金庸在香港輿論界的傳奇性經曆，人們可能更感興趣。
他向以“喜作預測”著稱，而後來的事實竟一再應驗。
如他在“文革”開始後不久，就推斷将來毛澤東一定會整肅林彪，寫了社論《自來皇帝不喜太子》；又推測在毛澤東去世後，江青很快就會被逮捕甚至被處死，文章題目就叫《不知往哪兒躲》。
中國與越南開戰，金庸預測中國會占領若幹土地，而給予越南當局教訓後必定撤退，甚至對進軍到何地，何時将後撤，都有大膽而準确的預測。
對于香港前途，金庸在1981年2月26日社評中就預言，中國當局肯定會收回香港，大概會在收回的日期之前十五年左右正式宣布，同時還會宣布香港現狀今後不變。
後來的事實果然一如金庸的預言。
正是敢講真話與料事如神的特點，使《明報》在幾十年中成了香港最受讀者歡迎、重視的報紙。
也使今天的讀者，很想了解這類頗具神秘性的事情的底細。
果然，我們現在從這部對談錄中，可以獲得一些比較滿意的答案，并且知道金庸這類預言之所以驚人地準确，決非出于偶然，其實是由于他對中國曆史、近代中國革命史乃至中共領導人個性及中共曆來政策等多方面情況的相當深刻的了解。
池田大作、金庸兩位一見如故，那是因為他們在世界、人生、政治、文化、社會、宗教等各種領域中的看法都有許多相通之處。
甚至連兩人的性格也頗為接近：都喜歡深思熟慮，穩健漸進，“都有一種喜歡行動的積極性，同時對于困難和打擊不肯輕易屈服。
”（250頁）當然，由于兩人畢竟在不同環境中成長，在某些問題上也有意見不盡一緻之處，但這正好促使他們可以互相補充（如關于馬克思主義“唯物決定論”以及曆史有無規律、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等看法）。
他們兩位都十分好學，博覽群書，吸取前人的寶貴經驗，而又善于結合自身的實踐加以思考，因此，他們的對談錄，也可以說是人類智慧的一種結晶，對于即将到來的新世紀具有重要的意義。
金庸、池田大作在對話中還涉及了中、日、歐洲國家的大量文學作品，并闡述了他們各自的文學觀念，其中有許許多多精彩的見解——特别在文學中的理想精神、人道主義和真、善、美方面。
這些讨論對于讀者了解他們自身的思想和創作也極有幫助，包含了研究這兩位作家的極有價值的第一手資料，是對此感興趣的人們不可不讀的。
總之，《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是中國和日本兩位具有思想家風貌的傑出人士間的心靈對話。
内容極其廣泛，持論精到中肯，時時顯露出機智銳利的鋒芒，而又頗多幽默風趣的氣息。
此刻，當我們就要帶點倦意結束本世紀的旅程，準備跨入一個新世紀時，旁聽一下兩位哲人這場讨論，既是一種心靈享受，也是一種思想充電，對于廣大讀者走上新的征途，保持身心健康，無疑是極有裨益的。
一九九八年八月三十日于香港（載香港《明報月刊》一九九八年十月号，日本《潮》雜志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