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隻有十歲。
婉兒平生第一次進大學的門。
許雁南的宿舍十分清潔，使婉兒覺得如同她中學校長的辦公室。
初一那年她因為給年輕的班主任老師頻頻地寫情書，有幸進過一次校長辦公室。
不過曆史系研究生宿舍裡的書，可比一位中學校長辦公室裡的書多。
她想象着許雁南看那些書時的樣子，不禁肅然。
“我晚上睡哪兒？”
這是她最關心的問題。
“随意。
”
許雁南從暖瓶裡倒出一杯水，咕嘟咕嘟一飲而盡。
“暖瓶不保溫了，你要喝自己倒。
”
許雁南換上拖鞋，也找了一雙扔在婉兒腳旁。
“我晚上睡哪兒？”
婉兒似乎在得到明确的答複之前，無法解除對這種完全陌生的環境的拘謹。
“我不是說了随意嘛！除我，另外那兩張床已沒主人了！”許雁南往自己床上一躺，頗有感慨，“一個當公關小姐去了，一個嫁給老外了。
告别的時候什麼都不帶走，都特大方。
樂善好施。
說全歸我了。
我已經握着一張哲學碩士的文憑了。
現在是雙修研究生。
不想當公關小姐。
不想嫁給老外。
不想工作。
不想考托福。
對當博士也沒志向。
哎我說姑娘，你别老站着，小丫鬟似的傻兮兮望着我呀！你就睡對面那張床吧。
這樣晚上咱倆聊天方便……”
婉兒仿佛終于得到某種允許，緩緩在那張床上坐下了。
她感到自己無論如何也“随意”不起來。
盡管主人好像挺喜歡她那樣。
“躺下。
幹嗎不躺倒放平，而要正襟危坐？”
許雁南一從外面回到完全屬于自己的王國，如同演員進入規定情景和角色，變了個人。
連說話的口吻都變了。
起碼使婉兒覺得是這樣。
她那種近乎命令的口吻，流露出幾分家長意識。
心理被現實刺激得異常敏感的婉兒，又體驗到了寄人籬下的屈辱。
她剛躺下，有什麼東西隔着桌子飛過來，落在她身上——是許雁南的錢包。
“聽着。
我隻比你大四歲。
在家裡我也是個從小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嬌生慣養的獨生女。
甭指望我做你的知心姐姐，我也不打算扮演那種角色……”
婉兒說：“這你可判斷錯了，沒人嬌慣過我。
”
“那好，”許雁南說，“以後你負責買飯，打水，洗衣服。
錢包裡才幾元錢，這個月到頭有兩個星期。
你要為咱倆節省着花。
不夠了我不管，你去偷，你去搶，反正每天三頓，我張嘴向你要飯吃……”
婉兒霍地立起，将錢包扔還給她，漲紅了臉，凜凜地說：“你把我當成什麼人啦？當成你雇的個小阿姨呀！你也聽着，我甯可去乞讨，也不侍候你！謝謝你的好心腸，我走了！”
婉兒嘴上很硬氣地說走，卻一動也沒動。
這兒清潔，這兒肅靜，這兒有睡的地方，畢竟能有吃的有喝的。
更主要，這兒使她感到非常安全。
而且是和一位可敬的雙修研究生住在一起。
而且她是女的，不必防範。
她并不在乎自己無形中變成了一個小阿姨。
但是對方那種口吻讓她難以忍受。
最後那句話一說出來，她又後悔極了。
走，去哪呢？
一陣沉默之後，許雁南說：“走啊！你怎麼不走？”
婉兒仍一動也沒動。
許雁南坐了起來。
“喲，又哭了！别哭别哭。
好大的脾氣。
我話還沒說完呢，你發的什麼脾氣呀？誰把你當成雇的個小阿姨了？買飯，打水，洗衣服，你就覺得委屈啦？财政大權交給你，這是對你的充分信任嘛！再說這不過是各盡所能，分工不同嘛！你負責室内衛生。
我負責‘創收’。
不掙點兒外快什麼的，光靠我每月那點補助，夠咱倆花的麼？我每天還要抽出兩個小時教你外語。
一三五教英語，二四六教日語。
按時計價，你每天得付我十元學費！我念咱倆似乎有那麼點兒緣分，對你實行‘三包’，或者叫‘以勞代補’，沒想到你還像吃了多大虧似的！婉兒，你矯情不矯情呀？”
婉兒一時羞愧難當。
坐下不好意思。
站着不自在。
走？聽了許雁南的一番話，心裡更不想走了。
許雁南又将錢包遞給她：“拿着拿着。
老九，你可不能走哇！”
她那模樣亦莊亦諧，婉兒被逗得噙着淚笑了……
晚飯前，許雁南揮毫寫了幾紙廣告，帶着婉兒滿校園四處張貼。
這位雙修研究生的書法顯然受過名家指點。
幾紙廣告以幾種不同的字體寫成。
每一種字體都寫得筆力老到，落墨生花，頗耐觀賞。
廣告的内容卻是一緻的：以英、日、法語代寫簡曆、論文及一切外向型謀職材料。
保證措辭準确恰當，能助君一臂之力。
手書體每千字五元，印刷體每千字七元，美術體每千字十元，上午付錢，下午取“貨”。
微利生意，六親不認。
子牙釣魚，願者上鈎雲雲。
下面還注明一行小字是——此廣告受法律保護。
本人特聘律師趙婉兒。
倘愛墨者盜為己有，将受起訴。
看來這位碩士雙修生在學院裡是知名度很高的人物。
所到之處，人人見了她，都主動跟她打招呼。
而且對她的态度都十分友好。
不但友好，且不乏敬意。
使婉兒很羨慕。
“雁南，介紹介紹，這是誰呀？”
“我表妹。
”
“你表妹好漂亮！”
“我不如我表妹漂亮？”
“哪裡哪裡，春蘭秋菊各有千秋，不分軒轾，不分軒轾！”
“你這家夥！告訴你，我表妹紅鸾許主了！你趁早甭自作多情，打消你那非分之想吧！别走，以後記住點，跟女孩子說話，要注意說出含意完整的句子。
這是經驗之談！”
婉兒似乎明白了，為什麼男學生女學生，年齡比許雁南大的或比她小的，一見她都高興地主動跟她打招呼，有話沒話都願駐足和她攀談幾句——她對人那種不卑不亢的模樣，那種亦莊亦諧的口吻，和以調侃的方式所表達的友好，使她整個人具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
一種别具一格的可愛的親和力。
當然了，大概更因她是位才女，并且是位俊人兒。
“雁南，前不久剛開展過學雷鋒活動，你還是模範呢，到處貼廣告，恃才利己，不怕被抓成個反面典型哇？”
“反面典型？那是立場問題！你要是站在反面的反面看待我。
我不就是正面典型了？我這不算恃才利己，這叫恃才利衆。
收點兒象征性的勞務費嘛，引導學雷鋒運動新潮流啊！”
“哎，雁南，你自己怎麼打算？”
“指哪方面？”
“還用問？到了日本以後呗！”
“你這話問得就奇怪，我不可能到日本呀！”
“瞧你，又擡杠。
怎麼不可能？連市長都在電視裡說了，這座城市要和日本九州島靠攏，你還說不可能！”
“和九州島靠攏的時候，你站在哪兒？仍站在中國這座城市上嘛。
那也不等于是到了日本哇！怎麼問我到了日本以後呢？”
“那到日本不就近多了麼？也許跟從這兒到大門口一樣遠吧？”
“深圳中英街離香港近不近？到了中英街能說就是到了香港麼？東柏林和西柏林隻隔一堵牆，然而兩邊的德國人要翻牆就是越境……”
“可現在人家那堵牆不是拆了麼？”
“可你怎麼知道在咱們這座城市和日本九州島之間不壘起一堵牆？人家柏林牆隻涉及民族統一問題，不涉及兩個國家的領土問題。
你們呀，想出國都想發昏了，也顯得頭腦太簡單啦！”
“那……那你還到處貼這廣告？”
“我表妹一來，我不是發生經濟危機了麼？五元七元的，也談不上詐騙，就算大家扶貧呗！何況我寫得明白，子牙釣魚，願者上鈎啊！”
“許雁南，門口那廣告，是你貼的吧？”
在食堂裡，她受到了兩位“诃德諾夫同志”表情嚴肅的質問。
“你們都看到了，豈非明知故問？”
她一副溫良模樣。
畢恭畢敬地望着他們，但回答的語氣，卻一點兒不怯懦。
“在我們的倡議書旁貼那麼一張廣告，你什麼意思？存心唱對台戲？”
“我又不是‘托派’，也不是‘麻派’，才不和你們鬥氣玩呢！”她往凳子的一端移移，又說，“别捧碗站着啊，好像跟我這兒讨飯似的！”
兩位“诃德諾夫同志”沉吟片刻，矜持地接受了她的并不怎麼客氣的禮讓。
但雖與她坐在同一條長凳了，表情仍不失嚴肅。
似乎以此證明和她的思想還存在距離。
“‘托派’們打定主意要去掙資本主義的錢，我掙他們一點兒小錢，其實也是超前地掙資本主義的錢。
或者等于是掙準資本主義人士的錢，你們是不是認為這違反社會主義的道德原則啊？”
她将自己的菜盤子往他們跟前推了推，也将他們各自的菜盤子往自己這邊兒挪了挪。
仿佛與他們是鐵“哥們兒”，一向就不分彼此似的。
其實她不認識他們。
不過她這一招相當起作用。
他們終于不能始終嚴肅下去了。
同樣的策略，女性用以對付男性，永遠比男性顯得大方，磊落，自然。
而且效果特好，立竿見影。
婉兒覺得她簡直是大學院校裡的一位阿慶嫂。
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應付自如。
“吃吧，吃吧，别客氣！”
“你要不解釋，我們對你還真有點兒誤會。
你不是存心和我們唱對台戲就好！”
兩位原打算在食堂這種公衆場合對她大興問罪之師的“诃德諾夫同志”，态度變得和氣多了。
“你怎麼光吃飯，不夾菜呀？”
她端起對方們的菜盤子，往婉兒的碗裡撥菜，以自家人那種極其随便的口吻向他們介紹：“這是我表妹！”又對婉兒說，“你斯斯文文的，倒顯得你見外啦！”
婉兒不知該作何表示，隻有“嗯嗯”連聲，低了頭斯斯文文吃飯。
“表姐”既認為她“斯斯文文的”，她雖然早已餓得心慌，卻不能不暗暗要求自己作出些斯文狀了。
“你表妹是演員吧？”
“是啊！你眼力不錯。
北京電影制片廠著名導演謝鐵骊拍《紅樓夢》的時候，曾選她去演晴雯，她正上别的戲，下不來，至今還覺得遺憾呢！是不是表妹？”
“是……”
“你都演過些什麼電影啊？”
“這……”
婉兒尴尬。
“多了！”“表姐”替她回答，“《撒謊的女孩兒》、《上當的男人》，這是兩部姊妹片兒。
還有《請别糾纏我》、《你活你的，我活我的》……”
兩位“诃德諾夫同志”面面相觑。
分明的，他們一部也沒看過。
也不可能看過。
倘看過，倒是奇事了。
“你們組織的追悼會，什麼時候開？”她忽然鄭重地問。
“七點鐘左右吧。
”
“我一定準時參加。
”
“真的？”
“當然是真的。
不管‘麻派’、‘托派’，還是你們，或我這種我行我素的‘天馬行空派’，要是對我們那些死去的同學沒這一份兒悼念之情，我們還是人麼？”
她說得十分中懇。
婉兒看出，在這件事上，她的态度是真實的，也是異常虔誠的。
“許雁南，有你參加，我們就多了一種支持！我們代表一切響應倡議的同學謝謝你！”
“謝什麼？這根本談不上誰支持誰，大家都跟着各自良知的感覺走就是了！我認為，還要倡議同學們捐錢，在校園内豎一塊碑，将所有死了的同學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