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
元文宗天曆元年（1328）曾加封關羽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結合?堵脊聿拘唷返募竊兀堆菀濉返背墒橛谠笃凇?br>4．“成書于明初”說。
持此說者較多，如歐陽健在《試論〈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一文（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中認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據元代理學家趙偕的《趙寶峰先生集》卷首的《門人祭寶峰先生文》等材料，認為羅貫中即門人名單中的羅本，這是可信的，按照門人之間“序齒”的通例，可以推算羅貫中的生年約在1315—1318年，卒年約在1385—1388年；再根據對《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小字注所謂“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斷：《三國志通俗演義》可能是羅貫中于明初開筆，其第十二卷的寫作時間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全書初稿的完成當在1371年之後。
其時，羅貫中在五十五歲左右，其知識和閱曆都足以勝任《演義》的寫作。
任昭坤在《從兵器辨〈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貴州文史叢刊》1986年第1期）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裡叙述描寫的火器，絕大多數在明初才創制，或才有那個名稱，這證明《通俗演義》成書于明初。
《通俗演義》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見在作者心目中，隻有孔明那樣智慧過人的人才能創制使用先進火器，這說明作者所處時代是以冷兵器為主的，這也與明初的兵器實際狀況相吻合。
5．“成書于明中葉”說。
張國光在《〈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中葉辨》（載《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國演義研究集》）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是以《三國志平話》為基礎的，現存的《三國志平話》刊于元代至治年間（1321—1323），代表了當時講史話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隻有約8萬字，文筆相當粗糙、簡陋；而《三國志通俗演義》篇幅約80萬字，是《平話》的十倍，其描寫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誕生不能不遠在《平話》之後。
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第一個成熟的《三國演義》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羅貫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後期的書商為了擡高其聲價而托名羅貫中的，為此書作序的庸愚子（蔣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
九十年代以來，張志合的《從〈花關索傳〉和〈義勇辭金〉雜劇看〈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河南大學學報》1990年第5期），李偉實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明中葉弘治初年》（載《吉林社會科學》1995年第4期）也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明代中葉。
面對上述諸說，沈伯俊提出：要确定《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對作者的生平及其創作經曆有比較清晰的了解。
盡管一些學者對羅貫中是否元代理學家趙寶峰的門人羅本、羅貫中與張士誠的關系、羅貫中與施耐庵的關系等問題作了積極的探考，但因資料不足，見解歧異，尚難遽爾斷定《演義》成書的确切年代。
第二，确認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
上述諸說，大都把嘉靖元年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視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徑直把它當作原本，在此基礎上立論。
然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個加工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諸本《三國志傳》才更接近羅貫中原作的面貌（詳下）。
這樣，以往論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個相當大的折扣。
第三，對作品（包括注文）進行全面而細緻的研究。
有的學者通過對書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來考證《演義》的成書年代，這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
但是，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必須證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則，其價值就要大打折扣（按：陳鐵民已經指出小字注并非出自羅貫中之手，王長友在《武漢師院學報》1983年第2期發表《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小字注是作者手筆嗎？》一?模銜尉岡瓯鏡男∽腫⒉⒎親髡弑救聳直剩白髯時該書已流傳較久并得到推崇”，“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時代的人。
”張志合在《湖北大學學報》1994年第6期發表《〈三國演義〉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時所加》文，也指出“羅貫中決不可能就是嘉靖本的原作者，當然也決不會是其小注的作者。
”這些小字注也不是出自某一時某一人之手，而是伴随着《三國演義》的成書和流傳過程而存在的。
）；其二，對小字注的考察，應當與對作品各個方面的研究結合起來，才能獲得可靠的結論，而以前對此所作的努力還很不夠。
結合以上各種因素，目前比較穩妥的說法仍然是：《演義》成書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國演義〉前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三)關于《三國演義》的版本源流
《三國演義》版本甚多，僅現存的明代刊本就有大約30種，清代刊本70餘種。
各種版本數量之多，關系之複雜，都堪稱古代小說之最。
過去一個長時期中，人們對此缺乏認真細緻的研究，誤以為《三國》的版本問題比較簡單，形成這樣幾點普遍的誤解：（1）嘉靖元年（1522）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最接近羅貫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羅氏原作；（2）《三國演義》隻有由嘉靖元年本派生的一個版本系統；（3）在衆多的《三國》版本中，最值得重視的隻有嘉靖元年本（一些人稱之為“羅本”）和毛綸、毛宗崗父子評改本（簡稱“毛本”）兩種。
正因為如此，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80年以前，中國大陸隻出版了嘉靖元年本的影印本和以毛本為基礎的整理本；各種文學史、小說史論述《三國演義》時，一般都主要針對毛本，附帶提及嘉靖元年本，而對其他版本幾乎不屑一提。
1968年，日本著名學者小川環樹博士指出：明代萬曆以後出版的若幹《三國》版本，包含嘉靖本完全沒有的有關關索的情節，可見它們并非都是出自嘉靖本（《中國小說史研究》，岩波書店出版）。
1976年，澳大利亞華裔著名學者柳存仁教授發表《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僞性質》一文（原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8卷第1期，收入劉世德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一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對《三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