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源流問題提出了重要的新見。
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學者對《三國》版本的整理與研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國外一些學者，如澳大利亞學者馬蘭安，日本學者金文京、上田望、中川谕、英國學者魏安等也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
經過多年的努力，人們對《三國》的版本源流的認識取得了明顯的進展。
在現存的明代《三國》版本中，數量最多的是萬曆至天啟年間的諸本《三國志傳》。
過去，由于上述對《三國》版本關系的誤解，人們将其視為“俗本”而不予重視。
對此，柳存仁在《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僞性質》中首先提出異議，認為：“《三國志傳》之刻本，今日所得見者雖為萬曆甚至天啟年間所刊刻，時間固遠在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後，然其所根據之本（不論其祖本為一種或多種），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
”由此，他勾勒了《三國》版本演變的基本線索：大約在至治本《三國志平話》刊刻之後四十年左右，羅貫中有可能撰寫《三國志傳》，其後為其他各本《三國志傳》所宗。
在此之後，始有《三國志通俗演義》出世。
近十幾年來，中外學者作了進一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視的見解。
如澳大利亞學者馬蘭安認為：《三國》的最早版本比後期的各種版本包含了更多的民間口頭傳說和較少的正史資料，其中吸收了民間流傳的關索或花關索故事，而嘉靖本的編者則因關索系傳說人物而删除了這些故事。
由此看來，《三國》版本演化的順序是由“志傳”本到“演義”本（《〈花關索說唱詞話〉與〈三國志演義〉版本演變探索》，原載1985年歐洲《通報》，中文譯本收入周兆新主編的《三國演義叢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日本學者金文京認為：根據虛構的關羽之子關索的出現情況，建安諸本《三國志傳》可以分為四個種類：一是“花關索”系統的本子，二是“關索”系統的本子（二十卷本），三是另一部分“關索”系統的本子（十二卷·百二十回本），四是“花關索·關索”系統的本子。
建安諸本保存着古本的面貌，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嘉靖本也有接近原來面貌的地方。
建安諸本與嘉靖本的關系是來自同一源頭的同系統版本的異本關系，二者在文辭、内容上的差異，是在抄本階段産生的。
“關索故事的有無是《三國志演義》各本之内容上的最大差異，羅貫中原本究竟有沒有這個故事乃是一個大問題，至少從現存的版本來考察，圍繞這個全然虛構的人物展開的一串故事，在全書中顯得很特别，而且前後故事還有矛盾之處，所以很有可能是後來插入進去的。
”（《〈三國志演義〉版本試探——以建安諸本為中心》，原載《集刊東洋學》第61号，1989年5月出版；中文譯本收入《三國演義叢考》）。
另一位日本學者中川谕分析了嘉靖本、周曰校本、吳觀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毛本、餘象鬥雙峰堂本等五種《三國》版本，指出：“嘉靖本中沒有，而以周曰校本為始出現在吳觀明本、毛宗崗本的故事，包含關索故事在内，至少可以指出十一個。
”這些插入的故事，是基于《資治通鑒》系統的通俗曆史書。
他認為：盡管嘉靖本是現存最早的《三國》版本，但決非最優秀的版本，也不是最接近羅貫中原作的版本；《三國志傳》是與嘉靖本并列的版本，在某些方面保留了比嘉靖本更古的形态；毛本《三國》形成的大緻軌迹是：原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抄本——周曰校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吳觀明本）——毛本（《〈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毛宗崗本的成書過程》，原載《集刊東洋學》第61号，中文譯本收入《三國演義叢考》）。
再一位日本學者上田望比較系統地考察了現存的《三國》版本，将其分為七群：一是嘉靖元年本；二是《三國志傳通俗演義》系列版本，包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三是《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鐘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李笠翁批閱三國志》等120回本；四是包含關索故事的《三國志傳》諸本；五是包含花關索故事的《三國志傳》諸本；六是雄飛館本《三國水浒全傳》；七是毛宗崗本。
“上述分類均以周靜軒詩、關索故事、花關索故事、章回等為标準。
正文本身也有不少細微差别。
”衆多版本可以分為兩大系統—－以文人為對象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系統（二十四卷本系統）和面向大衆讀者的《三國志傳》諸本（二十卷本系統）。
嘉靖本以外的版本都不是從嘉靖本分化出來的。
二十四卷本系統中的夏振宇本是與二十卷本在有些地方文字相同，保留着古老面貌的版本之一，“李卓吾評本”和毛本都是由它或與它相同的版本發展而來的（《〈三國志演義〉版本試論——關于通俗小說版本演變的考察》，原載《東洋文化》第71号，1990年12月；中文譯本收入《三國演義叢考》）。
中國學者方面，張穎、陳速認為：《三國演義》的現存版本，按正文内容可分為三大系統：一是《三國志通俗演義》系統，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屬之；二是《三國志傳》系統，餘氏雙峰堂本、朱鼎臣本、喬山堂本、聯輝堂本、雄飛館《英雄譜》本屬之；三是《三國志演義》系統，毛宗崗本屬之。
《三國志傳》不僅是《三國演義》最早的版本，而且是毛本所依之真正“古本”（《有關〈三國演義〉成書年代和版本演變問題的幾點異議》，載《明清小說研究》第５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6月第1版）。
陳翔華在《諸葛亮形象史研究》一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中将嘉靖元年本與諸本《三國志傳》比較，指出：①諸本《三國志傳》節目字數參差不齊，而嘉靖本節目則整齊劃一，均為七字句式；②諸本《三國志傳》保存較多民間傳說，有的刻本還詳細記載不見于史籍的關索故事，而嘉靖本則無之。
③《三國志傳》的文字頗粗略，而嘉靖本已加修飾，較為增勝。
由此可見，嘉靖本是一個修飾得更多的加工整理本。
周兆新在《三國演義考評》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中對幾種明代版本作了比較細緻的考證，指出：①“嘉靖本盡管刊印的時代較早，但它仍然是一個明人修訂本，不能代表羅貫中原作的面貌。
”那種把嘉靖本說成“羅氏原作”的觀點難以成立，倒是《三國志傳》可能更接近羅貫中的原作。
②《三國志傳》與嘉靖本“乃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