損失了很多詞彙。
我們的生活若是局限于小圈子裡，對生活的各方面不感趣味，當然詞彙少。
作家若以為音樂、圖畫、雕塑、養花等等與自己無關，是不對的。
對什麼都不感興趣，哪裡來的詞彙？你接觸了畫家，他就會告訴你很多東西，那就豐富了詞彙。
我不懂音樂，我就隻好不說；對養花、鳥、魚，我感覺興趣，就多得了一些詞彙。
豐富生活，就能豐富詞彙。
這需要慢慢積蓄。
你接觸到一些京戲演員，就多聽到一些行話，如“馬前”“馬後”等。
這不一定馬上有用，可是當你寫一篇文章，形容到一個演員的時候，就用上了。
每一行業的行話都有很好的東西，我們接觸多了就會知道。
不管什麼時候用，總得預備下，像百貨公司一樣，什麼東西都預備下，從留聲機到鋼筆頭。
我們的毛病就是整天在圖書館中抱着書本。
要對生活各方面都有興趣；買一盆花，和賣花的人聊聊，就會得到許多好處。
第四個問題：地方土語如何運用？
語言發展的趨勢總是日漸統一的。
現在的廣播、教科書都以官話為主。
但這裡有一個矛盾，即“一般化的語言”不那麼生動，比較死闆。
所以，有生動的方言，也可以用。
如果怕讀者不懂，可以加一個注解。
我同情廣東、福建朋友，他們說官話是有困難，但大勢所趨，沒有辦法，隻好學習。
方言中名詞不同，還不要緊，北京叫白薯，山東叫地瓜，四川叫紅苕，沒什麼關系；現在可以互注一下，以後總會有個标準名詞。
動詞就難了，地方話和北方話相差很多，動詞又很重要，隻好用“一般語”，不用地方話了。
形容詞也好辦，北方形容淺綠色說“綠陰陰”的，也許廣東人另有說法，不過反正有一個“綠”字，讀者大緻會猜到。
主要在動詞，動詞不明白，行動就都亂了。
我在一本小說中寫一個人“從凳子上‘出溜’下去了”，意思是這人突然病了，從凳上滑了下去，一位廣東讀者來信問：“這人溜出去了，怎麼還在屋子裡？”我現在逐漸少用北京土語，偶爾用一個也加上注解。
這問題牽涉到文字的改革，我就不多談了。
第五個問題：寫對話用口語還容易，描寫時用口語就困難了。
我想情況是這樣，對話用口語，因為沒有辦法不用。
但描寫時也可以試一試用口語，下筆以前先出聲地念一念再寫。
比如描寫一個人“身量很高，臉紅撲撲的”，還是可以用口語的。
别認為描寫必須另用一套文字，可以試試嘴裡怎麼說就怎麼寫。
第六個問題：“五四”運動以後的作品——包括許多有名作家的作品在内——一般工農看不懂、不習慣，這問題怎麼看？
我覺得“五四”運動對語言問題上是有偏差的。
那時有些人以為中國語言不夠細緻。
他們都會一種或幾種外國語；念慣了西洋書，愛慕外國語言，有些瞧不起中國話，認為中國話簡陋。
其實中國話是世界上最進步的。
很明顯，有些外國話中的“桌子椅子”還有陰性、陽性之别，這沒什麼道理。
中國話就沒有這些啰裡啰嗦的東西。
但“五四”傳統有它好的一面，它吸收了外國的語法，豐富了我們語法，使語言結構上複雜一些，使說理的文字更精密一些。
如今天的報紙的社論和一般的政治報告，就多少采用了這種語法。
我們寫作，不能不用人民的語言。
“五四”傳統好的一面，在寫理論文字時，可以采用。
創作還是應該以老百姓的話為主。
我們應該重視自己的語言，從人民口頭中，學習簡練、幹淨的語言，不應當多用歐化的語法。
有人說農民不懂“五四”以來的文學，這說法不一定正确。
以前農民不認識字，怎麼能懂呢？可是也有雖然識字而仍不懂，連今天的作品也還看不懂。
從前中國作家協會開會請工人提意見，他們就提出某些作品的語言不好，看不懂，這是值得警惕的，這是由于我們還沒有更好地學習人民的語言。
第七個問題：應當如何用文學語言影響和豐富人民語言？
我在三十年前也這樣想過：要用我的語言來影響人民的語言，用白話文言夾七夾八的合在一起，可是問題并未解決。
現在，我看還是老老實實讓人民語言豐富我們的語言，先别貪圖用自己的語言影響人民的語言吧。
第八個問題：如何用歇後語。
我看用得好就可以用。
歇後語、俗語，都可以用，但用得太多就沒意思。
《春風吹到諾敏河》中，每人都說歇後語，好像一個村子都是歇後語專家，那就過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