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報》
”對紮米亞京關上了通向讀者的最後一扇門，他被宣判了死刑。
在蘇聯的法典中，僅輕于死刑的刑罰是将罪犯強制遷徙國外。
如果我真的是個罪人，并應當受到制裁，那麼依我看，也不至于比文學上的死刑更重，因此我請求代之以強制遷出蘇聯，并為我的妻子保留陪伴我同行的權利。
如果我不是罪人，則請求允許我和妻子短期出國，哪怕隻一年也行。
這樣，待到在我們國家能夠用文學為崇高思想服務而無須逢迎某些小人物的時候，待到我們國家對語言藝術家的作用的觀點多少有些改變的時候，我就可以回來。
我相信，這一天已為期不遠，因為在物質基礎建設成功之後，建設上層建築，建設真正無愧于革命的文學藝術的問題，必将提到日程上來。
我深知，我在國外也将十分不輕松，因為我不可能加入國外的反動陣營。
這一點我的經曆可以充分地證明［我在沙皇時期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
我深知，既然在國内我慣于憑着良知寫作，而不是遵從命令寫作，因而被稱為右派，那麼到了國外，由于同樣的原因，我遲早将被說成是布爾什維克。
但是，國外的條件再困難，我總不會被封住嘴巴，我在那裡可以寫作、出書，哪怕不用俄語寫作也行。
如果我因環境所迫一時不能當一名俄語作家（我希望這隻是暫時的），我也許能夠像波蘭人約瑟夫·康拉德那樣暫時做一名英語作家，更何況我已經用俄語寫過有關英國的書（諷刺小說《島民》等），而用英語寫作，我覺得比用俄語要難一些。
伊裡亞·愛倫堡
為什麼允許愛倫堡這樣做，而不可以允許我也這樣做呢?我在這裡順便再提到一個名字——皮利尼亞克。
他和我一樣，也充分地扮演着魔鬼的角色，他曾經是批評界的衆矢之的，而為了讓他在受到這種圍攻之後得以休息，批準他去了國外，為什麼皮利尼亞克能夠得到批準，而我就不能得到批準呢? 我還可以為自己的出國申請找到一些更為尋常的、而又絕非不正當的理由：為了解除經久不愈的病痛（結腸炎），我需要到國外去就醫；為了謀求上演我的兩部已譯成英、意兩種文字的劇本（已經在蘇聯的幾家劇院演出過的《跳蚤》和《榮譽饒舌家協會》），我也必須親自去國外；此外，拟議中的這兩部戲一旦上演，我将有可能免于向财政人員委員部申請外彙。
這些理由都是實際存在的。
但是，我并不想隐瞞，我申請與妻子一起出國的主要原因是：作為作家，我在國内已陷于絕境，我的作家身份被判了死刑。
曾經向您呈請的其他一些作家都得到了您的特别關注，這使我确信，我的請求也一定會得到垂顧。
1931年6月
——譯者注
——譯者注
本文提到的點燈一事顯然是那個二年級學生的暴力傑作。
——譯者注
——譯者注
——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