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從法西斯那裡學到了一切：最終，沒有人從中吸取經驗。
”他不但拒絕當主席，還退出協會表示抗議，這一态度，自然受到左翼政府的記恨，被社會主義者視為危險的右派、“與新社會格格不入的資産階級殘渣”。
回顧曆史，無論右派左派，都是對馬洛伊先攻擊，後拉攏，拉攏不成，打壓噤聲；最後，連他的肉身存在都會令當權者不堪容忍，于是逼迫他流亡西方……不過有趣的是，馬洛伊在文學上卓越的造詣、優雅的風格和高超的水準使他的作品充滿了魅力，令人欲罷不能，不管持有哪派觀點的人都忍不住會去讀他的書。
因為不管他寫什麼都會獨樹一幟，都會觸動人心，都擁有不容否認的文學價值和人文思想。
1947年，馬洛伊雖然當選為匈牙利科學院院士，擁有名銜和勳章，但由于他的文學風骨、他的抗拒性沉默、他與主流文學保持清醒的距離，最終仍難逃脫當局的打壓。
1948年，馬洛伊永遠地離開了故鄉。
自從1948年8月31日馬洛伊和羅拉離開匈牙利後，至死都沒有再回那片土地。
他們走的時候十分孤獨，沒有人到火車站送行。
在瑞士，匈牙利使館的人找到他問：“您是左派的自由主義作家，現在95%您想要的都得到了，為什麼還要離開？”馬洛伊回答：“為了那5%。
”
他們先在瑞士逗留了幾周，之後移居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在那裡一直住到1952年。
1949年，馬洛伊僅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寫完了他的又一部重要作品《土地，土地……！》，這部回憶錄講述了流亡初期的生活，直到1972年才正式出版。
在《我想要沉默》被發現之前，這本書一直被視為《一個市民的自白》的第三部，現在看來，它應該是第四部。
馬洛伊在《土地，土地……！》中寫道：“我之所以必須離開，并不僅僅因為他們不允許我自由地寫作，更有甚者的是，他們不允許我自由地沉默。
”
在意大利期間，他開始在《自由》日報和“自由歐洲電台”工作。
9
1952年，馬洛伊和羅拉移居美國紐約，并在倫敦出版了流亡中寫的第一部作品《和平的伊薩卡島》。
1954年在《文化人》雜志發表長詩《亡人的話》，被譽為20世紀匈牙利詩歌的傑作。
身在異邦，心在家鄉，馬洛伊曾在紐約的中央公園裡寫過一首小詩《我這是在哪兒？》，流露出他背井離鄉的無奈和惆怅：
我坐在長椅上，仰望着天空。
是中央公園，不是瑪格麗特島。
生活多麼美好——我要什麼，就得到什麼。
這裡的面包有股多麼怪的味道。
怎樣的房屋和怎樣的街道！
莫非現在叫卡洛伊環路？
這是怎樣的民衆啊！——能夠忍受匆忙的腳步。
到底誰在照看可憐祖母的墳冢？
空氣醉人。
陽光明媚。
上帝啊！——我這是在哪兒？
1956年10月，匈牙利爆發了反抗蘇聯統治的人民自由革命，馬洛伊在“自由歐洲電台”進行時事評論。
次年，馬洛伊夫婦加入了美國國籍。
1967年馬洛伊夫婦移居意大利南部的薩萊諾市。
1973年，馬洛伊和羅拉去維也納旅遊以紀念他倆結婚五十周年，但沒有回咫尺之遙的祖國。
自從馬洛伊流亡後，匈牙利查禁了他的作品。
1970年代，匈牙利政府為了改善國際形象，不僅解禁了馬洛伊的作品，而且邀請作家回國。
然而，馬洛伊的骨頭很硬，他表示隻要自己的家鄉還不自由，他就決不返鄉，甚至禁止自己的作品在匈牙利出版。
1974年底他們返回美國，1980年移居聖地亞哥，在那裡度過他的晚年。
20世紀，歐洲有許多文人過着流亡生活，但很少有誰流亡得像馬洛伊這樣決絕和孤獨，他的骨頭本來就很硬，流亡更是把它磨砺成了鋼鐵。
托馬斯·曼戰後也沒有回德國，但他可以說“我在哪裡，德國文化就在哪裡”。
德國人都在讀他的書，以這位堅決的反法西斯作家為榮。
可馬洛伊呢？他的匈牙利文化在哪兒？他代表的高尚文化已經成為曆史，冷戰的文化充滿了謊言，即便他的祖國不禁他的書，他也堅持沉默，捍衛自己堅守的道德價值和文化價值，不與政治和流行為伍，但他一生沒有放棄母語寫作，也不為西方的市場寫作。
流亡期間，他不停地寫作，沒有出版社給他出書，他就自己出錢印，至少羅拉是他的讀者。
流亡期間，他先後出版了長篇小說《聖熱内羅的血》（1965）、《卡努杜斯的審判》（1965）、《在羅馬發生了什麼》（1971）、《土地，土地……！》（1972）、《強壯劑》（1975）、《尤迪特……和尾聲》（1980）、《三十枚銀币》（1983）、《青春集》（1988），詩集《一位來自威尼斯的先生》（1960）、《海豚回首》（1978），戲劇《約伯……和他的書》（1982），以及1945至1985年的《日記》。
在這些作品中，最重要的除了《土地，土地……！》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