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利姆又投下了一顆炸彈。
我不能說自己毫無預料：我從一開始就在雷區中摸索前行。
我們都有戰争的記憶，塞利姆承受過的這種打擊不可勝數。
塞利姆和梅麗哈都親身經曆過最激烈的戰争。
烏羅什和奈維娜拒絕談論戰争，盡管他們同樣來自波斯尼亞。
馬裡奧、波班和伊戈爾是不想應征入伍而出國的，似乎也避免了民族主義瘋病的感染——波班是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馬裡奧和伊戈爾是克羅地亞民族主義者。
約翰内克在荷蘭追蹤着事件發展。
安娜是在戰前随荷蘭丈夫抵達阿姆斯特丹的，一直通過克羅地亞、塞爾維亞和荷蘭媒體關注戰況，但偶爾也會回去，不隻是去貝爾格萊德，也去薩格勒布，她在薩格勒布有近親。
與他們的戰争經曆相比，我的經曆就太渺小了。
我意識到我必須找到某種共同的基礎，因為他們的區别不隻是戰争經曆而已；他們的興趣也有不同。
梅麗哈有薩拉熱窩大學的南斯拉夫文學學位，烏羅什則隻在波斯尼亞地方小鎮上過中學，現在是剛剛上大學。
馬裡奧之前在薩格勒布大學讀社會學。
安娜曾進入貝爾格萊德大學英文系，但幾乎剛開學就退學了。
奈維娜讀過兩年的經濟學。
安特畢業于奧西耶克的教師培訓學院。
波班上到了法學院二年級。
達爾科畢業于奧帕蒂亞大學的酒店管理專業。
戰争爆發時，塞利姆剛剛進入薩拉熱窩大學數學系。
伊戈爾有點遊蕩者的意思：他說自己學過一點心理學，還告訴我說，他在薩格勒布戲劇電影學院舞台劇導演專業讀過兩年。
我從來不追問他的過去，那好像也不重要。
至于共同的基礎，我能感受到他們内心的分裂，他們的憤怒，被壓抑住的抗議。
我們全都遭受過某種侵犯。
我們被剝奪的事物的列表既長又可怕：我們被剝奪了出生的國家和正常生活的權利；我們被剝奪了我們的語言；我們經曆了羞辱、恐懼和無助；我們領會到了被貶低為一個數字、一個血緣群體、一堆東西意味着什麼。
有些人——比如塞利姆——失去了親朋好友。
他們的命運是最難承受的。
現在，我們都處于某種康複期。
在這樣錯亂的環境中，我必須找到一塊同等地屬于每一個人，而且盡可能不會傷害我們的領域。
我覺得，唯一可能的就是我們共同的過去。
因為另一個我們都被剝奪的東西是記憶的權利。
随着國家消亡而來的是這樣一種感覺：在它裡面度過的生活必須被抹去。
新掌權的政客不滿足于權力本身；他們想要自己的新國家成為僵屍，也就是沒有記憶的人的國度。
他們嘲笑南斯拉夫的過去，鼓勵人們棄絕過去的生活，把它忘掉。
文學、電影、流行音樂、笑話、電視、報紙、消費品、語言、人——把它們全都忘掉。
最後，這些事物中有許多以電影膠片和照片、書本和手冊、檔案和紀念碑的形式被扔進了垃圾堆……思南病，對那個前國家生活的緬懷，變成了政治颠覆的同義詞。
國家分裂、戰争、對記憶的壓抑、幻肢綜合征、群體性精神分裂，還有之後的流亡——我敢肯定，我學生們的情緒和語言問題就是這麼來的。
我們都處于混沌中。
沒人清楚自己是誰或什麼，更不用說想要成為誰，成為什麼了。
在老家，他們讨厭被歸類為思南病患者，或者說恐龍，但他們與新造政權打包好的美好未來願景又沒什麼親近感。
而在荷蘭這裡，他們又被污名為政治避難的受益者、難民或外國人，後共産主義時代的子女、被巴爾幹化甩出來的人或者野人。
我們來自的國家是我們共同的創傷。
我意識到自己是在走鋼絲：激發記憶既是對過去的操縱，也是對它的禁止。
我們的前國家的當局已經按下了删除鍵，我按下了恢複鍵；他們在抹除南斯拉夫的過去，将每一件不幸都歸罪于南斯拉夫，包括戰争在内，而我通過構成了我們當年生活的尋常小事的形式喚起了過去，進行了一次失物招領活動，如果你願意這麼叫的話。
盡管他們在操縱數百萬人，而我隻能操縱這裡的幾個人，但我們都在攪渾現實。
我在想，通過喚起令人喜悅的共同過往經曆的圖景，我會不會在模糊最近這場戰争的血腥圖景；通過提醒他們Kiki牌糖果的滋味，我會不會在淡化那個隻因為他是阿爾巴尼亞人，就被同齡人捅死的貝爾格萊德男孩的案件；通過鼓勵他們回想流行漫畫書裡的南斯拉夫遊擊隊員米爾科和斯拉夫科，我會不會在推後他們直面那些沉醉迷狂于短暫權力的南斯拉夫戰士對同胞所犯無數暴行的時間；或者說，通過喚起那首流行歌曲的副歌歌詞美人啊，隻要你知道了波斯尼亞人的吻，事情就會這樣發生，我會不會麻木了無數波斯尼亞死難者帶來的沖擊，比如說塞利姆的父親。
暴行是列也列不完的，而我卻在這裡，用甚至已經不複存在的、渺小的尋常樂事将暴行推到背景中去。
另一方面，這一切都是相互關聯的；你不能隻要這一個，不要那一個。
死亡嚼着Kiki糖。
殺人，被殺，搶劫，被搶，強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