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電視節目，首先是兒童節目——《字母逐個學》《門多和斯拉維察》《萬壽菊》《霧霾居民》——然後是最早引進的美國電視劇——《冷暖人間》《豪門恩怨》《朱門恩怨》——波蘭上尉克勞斯和蘇聯上校施季裡茨[二者分别為劇集《大于生命的賭注》與《春天的十七個瞬間》中的主角。
]，捷克電視劇《市郊醫院》。
從那裡我們又回到了拉德米拉·卡拉克拉伊奇(RadmilaKaraklaji?)的年代，她可能是我們母親輩或祖母輩的人，還有她那句經典的“舞吧舞吧鳕魚”。
我們講了各個民族的笑話：波斯尼亞的（主角總是梅霍和穆約，或是法塔和蘇約）；伏伊伏丁那的（主角是拉拉）；還有斯洛文尼亞的（亞内茲）；還有黑山、達爾馬提亞和馬其頓的。
我們學着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說我們的語言的樣子（我愛就親，不愛就殺），還有各種方言。
沒有一個人能說完一句話而不被人打斷。
這是一場取材于南斯拉夫生活的名言搶答遊戲。
我一直擔心我們的塑料大包——就是紅白藍三色的那個——會爆掉，我們剛剛建立的基礎，虛拟的南斯拉夫日常生活博物館也會随之消散。
他們并不避談戰争。
“一門不說睡得香，不說睡得沉，而是說睡得像被宰了似的的語言，絕對從根子上就有問題。
”
“戰争就是這麼來的。
”
“你什麼意思？”
“如果你覺得自己的孩子要被宰了，你二話不說就是拿起槍開火。
”
我的孩子們不知道，我從無數南斯拉夫移民那裡聽過同樣的話。
他們甚至将它說成自己離開祖國的主要原因。
（“我為什麼要走？因為在别的語言裡，孩子們睡得安安穩穩的；而在我的語言裡，孩子們睡得像被宰了似的。
”）
那一刻，我感到一陣憐憫向我撲來；那一刻，我為他們感到難過，愛上了他們的一切——他們看東西的樣子，他們說的話，他們談論自己的方式……他們是我的孩子。
随着視線在他們身上遊走，我為他們的顯著特征拍下了快照：塞利姆特别纖長的手指，還有他像拍動翅膀一樣撲打雙臂的緊張樣子；梅麗哈的微笑會像油一樣流到整張臉上；安娜的雙眉間有幾道深深的凹痕，幾乎像烙印一樣；烏羅什半閉着的眼皮很不安分，而且睫毛泛白；奈維娜擡起目光時，腦袋總會抽筋似的扭一下。
我是唯一一個沒有快照的人：留給我的桌椅那裡是空洞的，是虛無。
我們的團體迅速升溫，就像漲起來的啤酒泡沫一樣。
我們肯定有一段神志不清的時間，我們這群人。
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少先隊集會？黨員大會？學校郊遊？突然間——因為喝了太多酒，過度興奮，筋疲力盡，或者某種集體的消沉情緒——梅麗哈哭了出來。
其他人要麼跟着哭，要麼感到喉嚨哽咽。
我意識到酒已經喝幹了，從這一秒到下一秒，集體感動的狀态就要轉化為某種别的東西了。
事實正是如此。
烏羅什明顯喝得比别人都多。
他站起來大聲說道：“大家安靜。
安靜。
我有話要說。
”
他面色蒼白，試着做了一個深呼吸，身體有點搖擺。
在農夫的田地裡
在巴爾幹的群山裡
在某一天裡
一群孩子
壯烈地死去了。
他們全都
出生在同一年。
全都上同一所學校，
全都參加同樣的慶典；
全都紮過
同樣的疫苗。
還有，他們全都死在同一天。
我們一言不發地聽着。
安特正在演奏軍歌《科紐赫山》。
還有五十五分鐘
就是那命運的時刻
這群孩子們
坐在書桌前
做着那道難解的題：
一名旅者能走多遠
如果他的步行速度是……
等等。
這是一個痛苦的場景。
德桑卡·馬克西莫維奇的《一個血腥的故事》是南斯拉夫幾代學童銘記在心的作品。
所有的課本、選集都有它，官方活動、慶典和學校集會上也會朗誦它。
它講述的内容是真實的事件：1941年，德國人确實在克拉古耶瓦茨殺害了一整個班的學生。
但是，過度的曝光損害了這首詩的力量，而且它逐漸變成了對自身的戲仿。
人們對它已經煩了，倦了。
烏羅什念詩的時候，我回想起了這位九十高齡的女詩人在電視節目裡的鏡頭，她當時戴了一頂帽檐比她的頭大三倍的帽子。
她坐在前排，聽着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演講，微笑着點頭，就像一個古怪的吉祥物，或一條機器狗。
一些同樣的夢想，
和同樣的秘密——
愛的秘密，對國家的愛——
深藏在他們的口袋裡，
他們全都以為自己在這世上
有着無窮的時間
在藍天下奔跑
解開全世界的難題……
這首無辜的詩歌所走過的道路開始于一個曆史事件：一群孩子在一場戰争中死去。
事件剛剛嵌入詩，詩便嵌入了課程大綱。
五十年過去了，這首本意是反戰的詩走向了它的反面：女詩人獻給民族領袖的微笑代表着她對他發動的戰争及其所意味的一切的象征性支持。
在這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