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不出她。
她一下子老了二十歲。
一夜白頭。
不過，你聽我講。
我隻跟你說了不好的事，我也有些好消息呢。
”
她在考驗我，衡量我的同情心有多少。
她覺得滿意嗎，還是要罵我？（“你對鄰居一點都不關心”，好像她就成天關心鄰居似的。
）她是上了歲數才重感情的：她過去經常取笑那些情緒外露的人。
她站起身，走出廚房，很快拿着一個筆記本回來了。
她将她的日志遞給我，就像一個急迫地想要向全世界炫耀新玩具的孩子似的。
本子裡似乎主要是數字。
“這是什麼？”
“我的日志。
”
“你的什麼？”
“血糖日志。
我得糖尿病了，必須每天監測血糖指數。
”
“嚴重嗎？”
“還行吧。
但我得給自己紮胰島素。
”
“為什麼？”
“大夫說，早點把小劑量的紮上，總比拖到不得不上大劑量時要好。
”
她談起糖尿病時語氣很是親密，關心而又諒解，像是在談論寵物貓狗。
她用胖墩墩的手指指着各個日期，解釋那時血糖指數為何突然升高，其他時候為何又正常。
“我給你看我怎麼量的，”她說道，然後馬上補了一句，“你要待多久？”
“一周。
”
“你有的忙了。
”她噘着嘴說道。
“你什麼意思？”
“你得辦新身份證，這是一件。
新制度出台了。
排隊那個吓人啊。
要等一整天的。
我差點兒昏過去。
然後，你得去找律師，你公寓的事。
還有辦新的醫保卡。
醫保卡也出新制度了。
成天變。
”
沒錯，說個不停表明她已經學會了用語言來掩飾自己的恐懼，盡管這恐懼說不清，道不明。
她拉開瓷器櫃的抽屜給我看新身份證的樣式時，我注意到家庭照片區有一張我和戈蘭在柏林拍的合影。
“你該去見見戈蘭的父母，”她順着我的視線說道，“馬爾科身體不好。
”
我們收拾好桌子和碗碟，然後我拿出我帶過來的禮物并給了她，是一件暖和的家居服和拖鞋。
她把家居服放到衣櫃裡，給我看了上次見面以來她買的衣服。
“我買了不少新衣服，其實我也沒地方去顯擺。
”她歎了口氣說，“這件我隻穿過一次，過生日穿的。
”
然後，我們看了巴西肥皂劇。
母親徒勞地想給我補劇情。
與閑聊一樣，一個又一個小時地釘在電視機前，沉迷于馬裡索爾和卡桑德拉——管他們叫什麼呢——的命運是一種自我防禦的策略。
母親有三台電視機——卧室一台，客廳一台，她所謂的客房一台。
全身心投入廉價肥皂劇的世界，這種電視歇斯底裡病，電視麻木病，這種對直面現實的絕對拒斥是随着戰争而來的。
在戰争期間，現實以輕薄，甚至比馬裡索爾和卡桑德拉的台詞還要輕薄的字幕的形式溜進了家庭。
那就是它被容許的全部空間。
肥皂劇是你打在恐懼上面，将恐懼沖掉的泡沫，每天要打兩次，最好是在朋友的陪伴下。
母親和兩個鄰居一起看，萬達和布登太太。
她們已經對巴西麻醉藥上瘾了。
當年，母親一想到要跟鄰居們走得近就犯惡心，現在卻不停地談論他們。
而且，我能通過她所用的稱呼知道這些人在她的情感階梯上的位置。
先生或太太（“五樓的弗蘭采蒂奇太太說克羅地亞石油公司被賣給美國人了”）跟她關系不錯。
我的鄰居（“我的鄰居萬達等不及要見你了”）跟她親近。
隻稱姓氏的（“三樓的馬爾科維奇成天醉醺醺的”）就是不太喜歡的。
她漸漸和眼前人處成了親人。
（“或許算不上多好，但要飯的哪能挑食。
我都這個歲數了。
要是我有個三長兩短，他們都在，而你……”）這是她對我最嚴厲的譴責：她的父母早就走了；兄弟十年前就死了，丈夫剛開戰就沒了；然後我為了躲開她也走了。
她以前對什麼事都很有看法，現在卻假裝自己什麼看法也沒有。
她以前也從不在意别人的看法，現在卻似乎迷上了别人的看法（“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