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奇太太說阿姆斯特丹還沒有薩格勒布大”）。
當然，都是演的。
她仿佛坐在一部看不見的輪椅上，要求别人尊重自己這個殘疾人，誰順着她，她就喜歡誰。
“萬達五點鐘過來，”她說，“你去沖個澡，換個衣服吧。
”
我聽話地慢步走去浴室，沖了澡，換了衣服。
我們三個人喝咖啡的時候，母親繪聲繪色地跟萬達報告了我在阿姆斯特丹的生活。
“塔尼察說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之一。
那個，我最近看了部電視紀錄片，看了你就知道它甚至比威尼斯還美。
”
塔尼察說了這，塔尼察說了那。
這既是跟萬達閑聊，也是在向我傳話。
萬達走後，我在公寓裡轉了一圈。
我稱贊了新的浴室櫃，指出她應該處理一下浴室天花闆上的黃色污漬。
她一聽就來勁了。
那是因為伊維察斯家的浴室漏水，可他家根本不忙着修。
人都是這樣，現在不也是？幹了壞事，然後把自己撇得一幹二淨。
“我去處理。
”我說。
她差點兒激動得臉都紅了。
你還以為我是跟她求婚呢。
我要把事情擔起來，做我該做的事，照顧好她。
（“塔尼察已經過來管了，謝天謝地。
還是要謝謝你，不過塔尼察會處理好的。
”）
我們看新聞節目，她給我補充各種與電視相關的消息：女主播換人了，新智力問答節目的主持人，新播的電視劇。
“你落伍了！”她說，“你怎麼跟走了一百年似的。
”不過，這并不是譴責，而是長談的由頭。
她說得沒錯。
我确實落伍了。
最起碼電視屏幕上的生活看起來完全不同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她突然歎氣道，“什麼都那麼貴。
我的養老金挺多的，可就連我也得發愁怎麼過日子。
我最後可能要把度假小屋賣了。
”
“賣吧。
”
“你不在乎？”她問道。
她又在考驗我了。
“我不能說我不在乎，”我說，“不過，要是你覺得有必要，那就賣吧。
”
“可那是你的呀！”
“不，它是你的。
”我說。
“它整個夏天都空着。
我以為你和戈蘭最後會回來，想要在海邊有個地方住，我們一起消夏的地方。
可現在都沒意義了。
我讨厭它就那麼空着。
”
她有點誇大其詞了。
戈蘭和我本來也很少去茨雷斯的房子。
那裡是她對美滿家庭生活的投射。
她以前總和丈夫去那裡消夏，直到他心髒病發作——恰好也在度假小屋裡——從那以後，她基本上就不去了。
所以，它确實空着。
我們又聊了一會兒——還是聊電視，高物價——她說自己困了，就去睡了。
她馬上就睡着了，跟小孩似的。
我關了電視，關燈，去了我的房間，客房。
肩上披着她的一條羊毛圍巾，我走上陽台，凝視着黑夜。
我在家裡殘存的東西好少啊，我在想。
幾張照片，一些衣服——就這些了。
想到的時候我并不覺得難過。
我憑什麼要更多呢？我們還住在一起的時候，我的東西就很少：她占據了全部的空間；我永遠在某個角落裡。
如今，我定格在精心挑選出的殘片中。
她絕對地掌握着自己的地盤，安排和調整着它的内容物，仿佛生活就是照片的布置。
她之所以留着我和戈蘭的合影，是為了讓母女關系繼續下去。
作為這出家庭肥皂劇的導演，她拒絕接受我們的分離。
是的，我會回家。
我咀嚼着家這個概念，好像它是一塊嚼過的口香糖，我要把它最後的一點滋味咂出來。
家不再是家了。
家隻剩下母親了。
不僅戈蘭走了，我們的朋友們也走了。
許多人去了世界上遙遠的地方，留下來的人也不再是朋友了。
不是他們做了什麼，也不是我做了什麼。
事情隻是這樣發生了。
我看着外面的建築，它們似乎也在看着自己在一面鏡子裡的倒影。
我試着将頭腦放空。
我喜歡沉浸在黑暗中。
然後我就上床了，身後拖着母親的圍巾。
我抱着圍巾入睡了，好像它是一隻泰迪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