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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塞爾維亞人早已轉用拉丁字母，現在又要全盤改回西裡爾字母；克羅地亞人迫不及待地要打造克羅地亞語的克羅地亞，于是從俄語裡借用了幾個奇怪的構詞法，又從“二戰”時期的語言裡搬來了一些更奇怪的詞彙。
這是一場包含着怨憤和怒罵的分離。
畢竟，語言是一種武器：它會烙印，它會背叛，它會分離，它會聯合。
克羅地亞人吃krub，塞爾維亞人吃hleb，波斯尼亞人吃hljeb：面包在三門語言裡是三個單詞。
但表示死亡的詞隻有一個：smrt。
我倒也不是說分離前的那門語言——叫它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也好，克羅地亞-塞爾維亞語也好，塞爾維亞語，克羅地亞語都好——就是一種更優秀，更值得認可，可惜在戰争中被毀掉的語言學建構。
不，它當年也發揮着政治功能；它背後也有一支軍隊；它也曾受到高度意識形态化的南斯拉夫共同語的操縱和浸染。
但是，與一夜間的解體相比，将多種語言變體合而為一的過程要更漫長，也更有意義；正如與一夜間的拆毀相比，建造橋梁和道路的過程要更漫長，也更有意義。
波班跟我們講了自己經常做的一個夢。
在夢裡，他在找薩格勒布的一條街道，但不敢問路，怕别人聽出來他是貝爾格萊德人。
“聽出來又怎樣？”我問。
“他們就知道我是塞爾維亞人了呀，沒準會朝我吐吐沫，把我轟走。
”
“那又如何？”
“那我就找不到那條街了啊。
”
“你找誰呢？”
“我女朋友。
她叫瑪雅。
”
有人笑出了聲。
“你的瑪雅，她住在哪裡？”
“過了莫薩·皮雅傑大街往右拐。
”
“莫薩·皮雅傑大街改名了。
”我說。
“叫什麼啊？”
“梅德韋沙克。
”
“謝謝啊。
”他嚴肅地說道，好像當天晚上就能用上這條信息一樣。
“瑪雅那條街會不會叫諾瓦卡瓦街。
”
“諾瓦卡瓦？”我問道。
“沒錯！”他大喊道，臉上綻放着欣慰的光芒，“諾瓦卡瓦！”
“幸好你夢裡沒跑去波斯尼亞，兄弟，”塞利姆說，“要是讓我們的人盯上你，你就等着渾身冒冷汗吧。
”
屋裡鴉雀無聲。
塞利姆剛剛投下了一枚炸彈。
“塞利姆，從現在開始，這種話你自己知道就行了。
我不想讓教室變成戰場。
”
塞利姆受不了波班的塞爾維亞做派，這是明擺着的：波班發言的時候，塞利姆就翻白眼，大口喘氣，捂着嘴咳嗽。
輪到塞利姆發言時，他的波斯尼亞口音會比在外面時更重，我很确信這一點。
奈維娜完全不一樣。
她講話的特點是語言分裂症：她會結結巴巴地混用各地方言，比方說一句話開頭是南塞維爾亞方言，接下來是薩格勒布腔，然後是拖腔拉調的波斯尼亞語，令人眼花缭亂，不禁會覺得她是不是自閉少女。
她後來跟我解釋說，她爸爸是塞爾維亞人，媽媽是克羅地亞人，兩人一直劍拔弩張，最後在戰争爆發前夕分開了。
種族問題壓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肩頭。
奈維娜後來搬去跟波斯尼亞的奶奶同住，後來輾轉來到阿姆斯特丹，開啟了難民生涯。
“我在荷蘭語裡比較舒服。
”她告訴我，好像荷蘭語是個睡袋一樣。
烏羅什一直嘟嘟囔囔的，我們都聽不太明白。
他講話也愛用地方土語。
就像十九世紀俄國小說裡的仆人一樣，他似乎在用這些土語來安撫身邊的人。
他跟人說話時，好像害怕對方打他的鼻子，而這些親切的鄉音能抵擋傷害似的。
班上其他人都取笑烏羅什的土話，就像荷蘭人一樣。
于是，對烏羅什來說，課堂發言成了語言審判，所以我基本不叫他。
伊戈爾荷蘭語說得很好。
對他來說，荷蘭語意味着自由，而母語則成了負擔。
“我在講我們的語言時，我感覺就是在鄉下演戲，你懂我意思。
”他說。
“你懂我意思”是用英語說的。
他在說我們的語言時總會摻上一點英語，這樣他覺得更自在。
“我們的語言，每一門語言，它們都想要建立一套标準語。
但隻有不純的、俚俗的變種聽起來才舒服自然；也就是方言。
聽達爾馬提亞人講克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