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語的時候，我就在想：‘哈哈，真酷。
’而聽官員講克羅地亞語的時候，我就想到了盛氣淩人，還有強奸。
這些語言有不少都多少有些不自然——克羅地亞語、塞爾維亞語、波斯尼亞語……你看，我是玩搖滾的，搞音樂的。
我耳朵很靈的。
我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
伊戈爾口中我們的語言指的是标準克羅地亞語。
自從他出國以來，這門語言變得更加古闆了。
媒體裡每天都在播。
改口音的壓力是很大的。
有些人順從地說起了新話，其他人則噤若寒蟬。
有些人将其視為表忠心的唯一途徑，其他人則認為它是一場噩夢。
幹癟空洞的套話能讓日子變得簡單，讓長的故事變短。
套話就是密語，能抹去說話者的個性，在他身邊豎起一道牆。
套話是關于不可言喻之事的語言。
隻有兩種選擇：誠實地沉默、欺騙地發聲。
年輕人自發地躲進了他們曾經鄙夷，視為土話的方言裡面；或者遁入私人言談，比方說小夥伴和同學。
官方語言随着戰火而來，蔓延荼毒。
方言和私人言談是他們臨時的避難所，就像是小孩子編的密語，專門不讓大人聽懂。
I—ay，ust—may，el—tay，u—yay，um—say，ing—thay.
語言是我們共同的痛，可以呈現出最扭曲的形态。
有一個波斯尼亞女人的案例讓我久久難以忘懷。
據說她背下了自己被強奸的故事，有機會就跟别人講。
然後，強奸戰在國際上出了名，而她是唯一能說出連貫故事的受害者。
她迅速成為外國記者和女性組織的搶手人物，其中一家還請她去了美國。
她在美國各城穿梭，編織着受辱的故事，最後竟然可以拿英文直接說了。
她講啊講，不停地講，早已離題萬裡——就像葬禮上雇來的哭喪農民一樣。
讓自己變成播放悲痛故事的錄音帶正是她壓抑痛苦的方式。
我經常在想，自己的克羅地亞語是不是也開始變得幹癟，失去色彩了。
有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成了外國學生，正在學習克羅地亞語：我的克羅地亞語是那麼程式化，那麼冷冰冰的，似乎嘴裡真的有冰塊一樣。
“還記得我們以前看過的日本武士片嗎？”波班有一天說道，“武士不說話，隻有表情和翻白眼。
不說話，突然蹿出去。
我一直都挺怕的。
好了，現在我們跟他們武士一樣了。
臉龐通紅，眼睛瞪得大大的，太陽穴的血管都要爆了。
一言不發。
拔刀吧。
”
班裡爆發出一陣掌聲。
“好啦，好啦！”伊戈爾說，“真不知道你還有這一手！米洛舍維奇聽了手都擡不起來！”
“好樣的！”梅麗哈說，“我是薩拉熱窩武士。
”
梅麗哈總是有貨。
她的薩拉熱窩故事我們都聽不夠——恐懼、黑暗、侮辱、瘋狂、仇恨、生與死……梅麗哈特别會講細節，哪怕是拉響警報後伸手不見五指的避難所。
她講過什麼？她講有一個女人，孩子被手榴彈炸死以後就發了瘋病，拿面頰在自家灰泥外牆上蹭了好幾個鐘頭，整個臉上都是傷。
她講了自己打仗前的生活，她去的第一個難民營，還有一位優雅的荷蘭老男人花錢請她做伴。
她講了自己的媽媽，照顧鄰居家的三歲小孩，順便學點荷蘭語，在孩童的呓語中走進一個沒有傷痛的世界，抹去她渴望遺忘的不久前的回憶。
我們認真聽着她的每一個字。
隻有她一個人願意敞開心扉。
有的人驚魂未定，有的人覺得太羞恥了。
有的人不說話是因為負罪感，因為他們沒能親曆戰争；其他人不說話是因為恐懼，因為他們親曆了戰争。
歸根結底，國内的語言民族性大讨論既是謊言又是灌輸；歸根結底，我的學生們雖然在英語和荷蘭語上都有很大提高空間，但他們都覺得說這兩門語言比說母語更自在。
母語即族語。
克羅地亞詩人在狂喜中會這樣形容它：
狂風，巨鐘，回響，轟鳴
雷霆，咆哮，回蕩——
突然間，母語在他們眼中呈現出了全新的模樣。
民族性更像是一種語言貧血症，言辭的枯竭，抽搐，口吃，賭咒，發誓，或者是純粹的語言暴力。
“兄弟姐妹們！”梅麗哈有一天突然喊道，“去他的語言吧！我們隻要說話！”
一瞬間，活力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