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王綱。
”
朝鮮對此大為驚恐，當下又派出外交使團前往登州拜見袁可立進行傳統的“辯誣”行動，希望說服袁可立改變立場，并進而影響明廷對此事的态度。
袁可立此人，應該說是個務實的能吏，對北方女真和朝鮮等勢力很熟悉，如崇祯年緻遼東總兵毛文龍死地原因之一的劉興祚叛歸明朝事，就有他的功勞在内。
因此當朝鮮職業辯誣使團抵達山東，言辭恭謙地與袁可立進行了長時間勾兌後，出于對北方形勢的務實考慮，袁可立認為既然李倧已經事實上掌握了朝鮮李朝的政權，則此事可以從權，但在大義名分上卻不可讓步。
最後他上疏朝廷提出了這樣一個處理意見：“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頒赦罪之诏，令其祗奉國祀，如國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權也。
”
雖然最後李倧如願以償獲得了冊封，但這起事件對朝鮮李朝的影響，一直到清朝還沒結束。
五十年後，朝鮮李朝聞聽清朝正在修編明史，遂再次派使團出使清朝“辯誣”，向清朝聲讨明朝官吏袁可立，并希望清朝能修改明史，為朝鮮李朝王室的這次政變正名、洗冤，以證明現在的王室繼位是合法的。
隻不過雖然朝鮮李朝使團在北京進行了大量社交攻勢，國王李淳也親自上奏康熙表達了這一意願，但中國史書最終并未如他們所願進行修改，依然以宗主國的姿态記錄了這一政變，并對其進行了定性。
一個國家，國王的冊立需要他國冊封承認，無論如何，這都是心頭一根去不掉的刺。
這種情緒經過多年發酵，1897年，朝鮮李朝的李熙終于稱帝，改年号為“光武”，并改國名“朝鮮”為“大韓帝國”，終止了一直以來和中原帝國的從屬藩國關系。
對日本來說，這次戰争不但讓豐臣秀吉氣病身死，也使他的嫡系損失慘重，直接後果是德川家康乘此機會一舉擊敗豐臣勢力，建立了德川幕府，同時徹底打消了在亞洲争霸的念頭，采取了延續三百年的閉關鎖國政策，以避免刺激明朝。
這使得亞洲此後三百年的地理政治格局，沒出現任何變化。
但是，日本這一次“進出”朝鮮，給後世的野心家留下無窮的遐想，當他們的野心再度燃燒起來的時候，朝鮮又會成為這頭餓狼的第一口食物。
對明朝，尤其是對萬曆皇帝來說，這是很得不償失的一件事。
因為此後幾百年裡，此戰獲得的評價幾乎是一緻的，那就是靡師耗饷大傷明朝元氣——無論它到底真的如此。
這也是促使我們花力氣去搜集中、朝、日三國史料，把這場戰争重新寫出來的最重要原因。
萬曆時期，明朝的國力毫無疑問依然是亞洲最強的，這點沒什麼好懷疑的。
而萬曆朝的軍力，無論武器裝備還是軍隊将領、士兵的戰鬥力和意志力，也都是亞洲最強的，這也沒有任何可懷疑的地方。
萬曆前期戚繼光及東北李成梁等将領對北方遊牧民族勢力的打擊和壓制，後來新一代将領如李如松平定甯夏叛亂，麻貴麻家軍在西北的鎮壓，乃至朝鮮戰争中明朝北方邊鎮騎兵的優異表現，南軍步兵和火器的奪目風采，陳璘率領的大明水師的過人戰力，都充分說明萬曆時期的明軍，是發展異常全面的亞洲第一強軍，且名副其實。
這點我們可以在這裡做個總結性的對比，以數字來說明。
如前所說，壬辰之戰中，明軍方面的宋應昌動員了七萬左右人員（含運輸和軍械制造等），兵部計劃入朝兵力數為四萬八千人，但一直到年底，實際入朝作戰的僅三萬八千人，到次年年中才達到四萬三千人，這其中還包含了已發生的傷亡人數。
而日軍方面，截止到壬辰正月五日為止，秀吉下令動員的兵力數為二十八萬一千八百四十人，這還不含日本國内的運輸和軍械制造等人員。
三月十八日，實施出軍朝鮮命令中的總兵力為十五萬八千人。
六月三日，屯駐朝鮮領土的日軍總兵力為十三萬餘人。
也就是說，壬辰之戰中，明軍一直以三萬八千人的兵力在與日軍十三萬兵力作戰。
這其中，朝鮮軍的作用基本可以忽略不計。
雖然朝鮮軍統計數量高達十七萬，但朝鮮方面自己的記載中，實際真正投入過戰鬥的，全加起來僅六萬餘人陸軍，水軍數千。
其二則是朝鮮軍除水軍外，沒有一場有戰略意義的正面戰役。
其三則是即便在和明軍的協同作戰中，其數量也就三、五千人，且從不被獨立使用，甚至連朝鮮自己都少有戰鬥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