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并且一直在為大明默默地奉獻，用埋藏在身體深處那顆跳動着的灼熱的心捍衛着自己的故鄉。
也許，他們會寂寞，但他們永遠不會孤獨。
因為他們永遠都不會是一個人在戰鬥。
有一位叫蘇八的漁民，是浙江台州人。
萬曆八年，蘇八被擄至日本，賣給了寺院當奴隸，後來又轉賣給了海商——諷刺的是，這些海商都是漳州來的中國人——他的運氣不好，沒碰到許儀後這樣的熱心人，隻能咬着牙苦捱。
這種苦日子過了足足八年，他才攢夠了錢，為自己贖身。
雖然蘇八恢複了自由，但沒什麼正規渠道回國，便在日本平戶港定居下來。
恰好秀吉率軍征讨九州，蘇八加入了平戶島主松浦鎮信的軍隊，為豐臣家效力，據說還親眼看到過秀吉本人。
中國人當日本兵，這在當時屬于很正常的情況。
在後來侵略朝鮮的日軍中，也有相當數量的中國士兵，他們廣泛地擔任軍隊裡的各種職位，以至于大明甚至動過招安的心思。
其實這些中國人，絕大部分是在嘉靖到萬曆期間沿海倭亂時流落日本的，成分無外四種：一是像王直那樣的武裝走私犯，也就是現在曆史研究中常說的武裝海商。
明朝在隆慶之前是禁海的，凡是民間從事海上貿易者，在官方史書裡，就隻有一個稱呼：海盜。
還有一個錯誤比較多的稱呼：倭寇。
因為明朝幾乎将所有和明朝作對的海上貿易者，都叫倭寇，事實上并非如此。
真正意義上的倭寇數量相當少，數量最多的是王直這種驅使倭人的中國武裝走私集團。
在倭亂被平以後，這些人相當部分都留在了日本。
之前說到的那位郭國安，我懷疑就是此類人，因為他們大都具備一定的軍事能力。
二是被倭寇和海盜擄掠去日本的有一定職業技能的中國良民，譬如許儀後。
三是純粹的運氣不好被倭寇和海盜擄掠去的無辜苦力，譬如蘇八。
四是純粹的經商人士，不過對明朝來說，他們還是走私犯，為了避免風險，他們大多在日本置辦了家産以為後路。
萬曆十八年，豐臣家在曆經長達四個月的圍城後，終于攻下了日本最後一個反豐臣的堡壘——後北條家的小田原城。
戰争結束後，秀吉命令九州諸藩開始動員軍隊，着手準備征服朝鮮事宜。
松浦鎮信身為九州大名之一，也接到了動員令。
在松浦軍中的蘇八注意到了軍隊的異動，略加推測便發現了事情的真相：秀吉打算對朝鮮和大明用兵了。
這比許儀後足足早了一年。
蘇八是個普通老百姓，不比許儀後受過高等教育，寫不出花團錦簇的文章。
他隻有一張嘴，唯一的辦法，隻能是親身逃回大明，回到自己的妻兒身旁（侯繼高《全浙兵制》；鄭舜功《日本一鑒窮河話海》）。
曆史上沒有記錄他是怎麼逃回去的，隻說得到了漳州商人的幫助，不知道跟買他當奴隸的是不是同一批。
總之，他最後奇迹般地回到了浙江台州。
蘇八這個決策絕對是英明的，因為如果他繼續留在日本，肯定要跟随松浦鎮信出征，而松浦鎮信在戰場曾經與明軍數次交手死戰，屆時蘇八便會險入極其尴尬和危險的境地。
蘇八回到台州跟妻兒團聚以後，主動前往參将衙門，說明自己的身份。
當地官員震驚之下，把他送去了杭州。
官府安排了一位書吏，邊說邊記，錄成一份供述書，提交給了時任浙江巡撫的常居敬。
常居敬看完這份報告，眼皮有點發跳。
因為在蘇八的這份供述書裡，提到了一件事，說秀吉一直在拉攏琉球和朝鮮，打算三國聯手，對付大明。
琉球姑且不論，朝鮮和大明從明初開始，就是敦睦之鄰。
這一兩百年以來，朝鮮一直表現良好，從無逾越跋扈之舉，為何突然就起了反心？倘若這是真的，這麼多倭寇，再加上朝鮮人的配合，這仗……怕是有得打了。
關乎藩國，茲事體大，何況這事跟自己管轄的浙江隔得有點遠。
于是常居敬大筆一揮，把這份報告送至京城。
這些事情，就讓朝廷裡的老爺們去頭疼吧。
蘇八的供述書抵達北京後，直接送到了兵部和内閣大學士許國手裡。
許國展卷一讀，差點以為書吏拿錯了。
因為數天之前，他接到過一份奏章。
發帖人名字不同，内容卻跟這份差不多。
那封奏章來自福建，發帖的樓主是福建巡撫趙參魯。
在奏章裡，趙參魯說琉球國來了一位使者和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