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了……”，“我們在人間孤零零地走一遭，這樣倒更惬意呢。
”又如，她在日記中惴惴不安地寫道：“生活恰似萬丈深淵邊上的羊腸小道……”這些話不但透露悲觀的心思，并且表明，這位意識流作家慣于剖析深層心态，挖掘自我意識。
然而，一味凝視内心，剝繭抽絲般解剖自我，可能會誇大心靈深處的疑慮、惶惑及恐懼，更覺得浮生若夢、萬有虛無，而把光明與黑暗交織的大千世界看成一片灰色，甚至一團漆黑了。
這，也許是意識流作品大都悲觀色彩濃郁的一個緣故吧。
三
時代的脫節同社會的杌陧加劇了伍爾夫避世的傾向，另一方面，在創作和評論的領域内，卻又是刺激她力求創新的動力。
為什麼要革新？簡言之，時代變了。
伍爾夫認為：“顯然，在我們所處的時代，人失去了牢固的立足點，周圍一切都變了，人本身也在變。
”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文化、政治、宗教意識同人際關系，等等，都在劇烈變化；知識分子（尤其是作家和藝術家）的處境不再像以前那樣穩定，而是在紛纭的生活漩渦中，特别在戰争的陰影下掙紮[參看《斜塔》。
]。
對這種新局面，伍爾夫曾闡述：“所有的人際關系，諸如父子、夫婦、主仆之間的關系，都變了。
随着這種變化，宗教信仰、人的行為、政治與文藝等也必然要變。
我們姑且說，這種變更從一九一〇年開始[引自《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
]。
”她還申述：“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底左右，人性開始變了。
”變得更卑瑣、更醜惡：“如今的人，無論英國人、德國人或法國人，看起來都那麼蠢，那麼醜[引自《自己的房間》。
]。
”此外，由于現代生活變得更亂，節奏加快，人的意識也流動得更快，變幻多端，捉摸不定。
上述各種嬗變必然促使審美标準以及文藝的内容和形式相應地變革。
新時代的作家應超越舊時代的前輩，而肩負創新的使命。
至于如何劃分新舊時代，伍爾夫明确地講：“我建議，把愛德華時代與喬治時代[分别指英王愛德華七世（1841—1910）和喬治五世（1865—1936）統治的年代。
喬治五世于1910年登基，故伍爾夫說，變更從這一年開始。
]的作家分為兩大陣營。
我主張，把威爾斯、貝奈特、高爾斯華綏歸入愛德華時代，而把福斯特、勞倫斯、司屈雷基、喬伊斯與艾略特納入喬治時代[引自《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
]。
”對于前者，即代表傳統的老作家，伍爾夫曾以貶義稱他們是“物質主義者”，認為“他們總是描寫雞毛蒜皮，煞費苦心，孜孜矻矻，卻把瑣碎與飄渺的東西寫成真實和持久的[引自《現代小說》。
]。
”講得具體些，就是老一輩作家隻描寫外表，而沒有抓住核心與本質。
什麼才是本質呢？伍爾夫認為是人的性靈或精神世界。
她在同一篇文章内用精妙的比喻來闡述：
“生活并非一組排列得勻稱的車燈，而是一圈明晃晃的光暈，一種半透明的罩子，環繞着人的意識，貫串始終。
因此，小說家的任務難道不是要傳達這變化莫測、無拘無束的精神世界，不管它表現得如何畸形或複雜嗎？難道不是要盡可能少羼雜外界與外表的東西嗎？”随即強調：“至關重要的乃是性靈，包括激情、騷動，以及令人驚歎的美與醜的混合。
”這番話不僅概括了女作家本人的觀點，也表達了意識流的特色。
在另一篇評論中，伍爾夫更明确地批評傳統小說的缺點而闡述自己鮮明的觀點：“小說被當作一種寄生動物，她從生活吸取養料，并且必須惟妙惟肖地描摹生活作為報答……文字必須局限于為生活服務，去描繪那茶壺和哈巴狗……如果他們不是如此孜孜不倦地維護他們稱之為生活的權利，英國的小說家或許會變得勇敢些。
他就會離開那張永恒的茶桌和那些貌似有理而荒唐無稽的日常程式[引自《小說的藝術：評福斯特的〈小說面面觀〉》；瞿世鏡譯，《文藝理論研究》，1985年第2期。
]……”假如能沖破傳統的樊籬而開辟新途徑，則“故事可能會搖晃，情節可能會皺成一團，人物可能被摧毀無遺。
總之，小說就有可能變成一件藝術品”[引自《小說的藝術：評福斯特的〈小說面面觀〉》；瞿世鏡譯，《文藝理論研究》，1985年第2期。
]。
此外，伍爾夫曾在《一個作家的日記》内叙述其晚期傑作《波浪》的題材和創作時的心境：“一切在我腦海中閃現……所有的生活，所有的藝術……一切都飄忽着，變幻着，卻又渾然一體……此刻我的心态處于不斷變化、或張或弛的流程中……”
根據以上引語和其他有關論述，可以說伍爾夫及其同道反對用自然主義的老框框描繪生活表象，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