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俗物與孤傲的畸零人、“平穩”與“瘋狂”、“名流”和“浪子”、社會習俗和自我意識，庸庸碌碌的理查德和不合時宜的彼得，渴望自由的伊麗莎白和窒殺性靈的基爾曼，尤其是克拉麗莎性格中的矛盾及内心沖突，形成了一系列鮮明的對照，此起彼伏，相互映帶，或交錯如網絡，在深化主題，塑造個性，鋪叙情節以及渲染氣氛等方面，産生烘雲托月的妙處。
上述各種技巧均以清麗而細膩、遒勁而暢達的詞藻，以及詩意盎然、韻味悠然的文體來表達，一些抒情插曲和哲理化意境尤其精美，似行雲流水，節奏感甚強。
四
綜上所述，弗吉尼亞·伍爾夫不愧為富于獨創性的小說家，悟性靈敏而有真知灼見的文學批評家。
誠然，她的創作和評論并非無瑕可擊，而有美中不足之處。
除了上文提到的頹廢情緒所起的消極作用，總的看來，由于家庭、身世與社會環境等因素，伍爾夫的視野較窄，格局較小，深度有餘而廣度不足，頗有力度而氣度欠恢宏，重視主觀意識和深層心理的探索，而對客觀現實及社會生活的描繪尚嫌膚淺些。
所以，其創作成果可稱為文藝百花園裡的奇葩，還算不上文學發展史上的高峰。
伍爾夫的評論也是瑕瑜并陳，某些觀點顯得偏頗。
她在《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等論著内批評阿諾德·貝奈特、赫·喬·威爾斯與高爾斯華綏的作品“不完整”，他們隻觀察與描繪人及事物的外貌，如癌的症狀、印花布圖案、車廂的裝飾之類，而“不觀察生活”，“不觀察人性”。
實際上，那些老作家很講究結構，其作品大都是完整的有機體。
他們不僅刻劃似乎瑣碎的細節，并且相當敏銳地觀察生活，洞悉人性，刻意再現世态，并描述細緻的心理和強烈的感情。
譬如在貝奈特的代表作《老婦常談》中，結尾時女主人公同窮愁潦倒而奄奄一息的丈夫訣别的場景，震撼心靈，催人淚下。
在高爾斯華綏的名著《福爾賽世家》第一卷《有産者》内，女主人公伊琳同丈夫索姆斯及情人波西奈之間的“三角”糾葛，引起了激烈的感情沖突和内心矛盾；對這一關鍵情節，作者描繪得扣人心弦，塑造的三個人物也個性分明。
至于威爾斯，則在創作中熔曆史、哲學和社會學于一爐，想象力豐富，視野廣闊，洞察西方社會危機而憧憬理想的大同世界，并以生動的藝術形象來表現，如《隐身人》、《盲人鄉》等。
伍爾夫不但批判老一輩作家，也批評同代的創新的作家。
她曾在《現代小說》等論著内，贊揚喬伊斯的創作“光彩奪目”，卻又說其作品的内容以至文筆相當“猥瑣”；她贊賞托·斯·艾略特的詩富有“魅人的美感”，但流于“晦澀”。
其實，喬伊斯是存心以“卑瑣”的筆調描寫卑瑣的、精神麻痹的現代人[見喬伊斯緻出版商葛蘭特·理查茲的信（1906年5月5日），參閱《都柏林人》中譯本序。
]。
況且，他的作品乍看似乎怪誕而支離破碎，實則具有史詩般的氣魄與精緻的内涵，如《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靈夜》。
至于艾略特的某些詩篇，确有晦澀之弊；然而并非一概如此，主要是廣泛引用典故或奇特的意象，來觸發聯想，引起思考，探讨和描摹現代人迷惘與失落之感，并通過精微的形象思維，反映了“荒原”似的現代西方社會。
總之，從主流來看，伍爾夫對兩位“新星”[喬伊斯與伍爾夫生卒同年（1882—1941），真是巧合；艾略特則年輕些（1888—1965）。
當時均為文壇“新星”。
]的批評未免主觀或片面。
盡管如此，就整體而言，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創作和評論是瑕不掩瑜的。
因而莫洛亞在評傳裡贊美伍爾夫“在藝術技巧上的探索使她成為當代法國新小說的開拓者”；“她是繼承英國散文傳統的巨匠，又是開創新文體的奠基者[見《雙洲》，1978年第1、2期，巴黎。
]”。
這位女作家備受病魔的摧殘而筆耕不辍，數十年如一日，終于獲得了豐碩的果實。
她不僅在歐美文壇上赢得顯著的一席，并且其影響與日俱增。
猶如約翰·鄧恩（1572—1631）和濟慈，她受到當今西方學者與評論家愈來愈高的評價，或被“重新發現”。
同時，英美高等院校文學專業的師生對伍爾夫的興趣愈來愈濃（據說超過對戴·赫·勞倫斯的熱衷），從而對其創作和論著的研究也日益深化。
至于我們的态度，當然不可一味贊賞，也不宜一筆抹殺，而要實事求是地剖析和鑒别，撷取養料而揚棄糟粕。
為了介紹這位特立獨行的作家，我們不揣谫陋，迻譯她的力作《達洛衛夫人》，以供借鑒和評議，并祈讀者匡正。
---孫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