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襯托。
通過所有這些角色的活動（包括内心波動和日常行為）、糾葛與沖突，特别緊扣中心人物的思想感情，使各種細節與事件跌宕起伏，步步深化，趨向高潮，戛然而止，卻又餘音缭繞。
總之，在主題、内容和結構上，這部意識流小說基本上類似映照世态、描摹人情的現實主義小說，而不像後來許多标新立異的小說家不屑于刻意描繪形象，或苦心構思情節。
事實上，弗吉尼亞·伍爾夫不僅在創作中而且在評論裡結合新與舊，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力求創新。
她在有代表性的論著《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這篇論文（Mr．BennettandMrs．Brown）原是伍爾夫于1924年5月在劍橋大學宣讀的演講稿，後于1928年出版單行本。
]中宣稱：“小說首先是關于人；”又說，“一切小說都是寫人物的，同時也為了描述性格，而不是為了說教或歌頌……”這同“文學即人學”的傳統觀點是一緻的。
作為有創見的文藝批評家，伍爾夫并不全盤否定傳統，而相當贊賞十八、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小說，如笛福、奧斯丁、勞倫斯·史特恩和喬治·艾略特等的作品，尤其贊揚哈代的小說。
在評論法國文學時，對文藝複興時期人文主義散文家蒙田、近代現實主義小說家福樓拜，以及倡導意識流的另一巨擘普魯斯特同樣贊美。
此外，這位英國女作家格外推崇以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為代表的俄羅斯文學，稱托翁為“真正的大師”，“《戰争與和平》描寫了人類一切經驗同感受”；而她和喬伊斯的作品僅僅是“零星的劄記”而已。
二
弗吉尼亞·伍爾夫之所以能綜合傳統與創新，除了其他因素，家庭教養同個人身世起了頗大作用。
她出身于書香門第，祖上幾代為達官顯宦。
其父雷斯利·史蒂芬是德高望重的學者，崇尚理性主義及自由主義的倫理學家，又是文藝評論家和傳記家（曾編纂巨著《國家名人詞典》），并且是劍橋大學的“元老”之一。
他的原配是大作家薩克雷之女，續弦是朱莉亞·德克沃斯，即弗吉尼亞的生母。
這位日後的女作家深受父母的熏陶，她繼承了父親高超的智力、穎異的悟性與洞察力（但逐漸懷疑以至背離老父嚴峻的道德觀念）；同時繼承了母親熱愛生命和生活的本能（盡管還有悲觀厭世的一面）。
她父親生前交往的大都是文化界名流，如小說家哈代、麥瑞迪思、亨利·詹姆斯，美術史家與評論家魯斯金等，經常是史蒂芬家的座上客。
此外，他有大量藏書，因而弗吉尼亞于青少年時期即博覽群書，讀遍柏拉圖、索福克勒斯、普魯塔克同斯賓諾莎等所撰文、史、哲經典名著，奠定了深湛的文化基礎。
由于她自幼羸弱，未入學校受正規教育，而是在父親教導下，以自修為主。
這使她在以後的創作及評論中，既擺脫了清規戒律與學究氣，又養成了非正統觀念，我行我素，随意抒寫。
另一方面，她同劍橋大學的淵源很深，因為父、兄曾在那古老的學府裡攻讀或任教。
她正是通過兄長沙佩的介紹，結識了劍橋的不少師生，其中包括李奧納特·伍爾夫，即她日後的丈夫，一位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政論家和經濟學家，也是文學批評家。
婚後，于一九一七年，夫婦倆創辦霍加斯出版社，陸續刊行了當年的“新秀”如小說家愛·摩·福斯特、凱塞琳·曼斯菲爾德，史學家與傳記家列頓·司屈雷基（《維多利亞女王傳》等的作者）以及詩人托·斯·艾略特的作品，對現代英國文學的發展起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
不久，勃盧姆斯伯裡區的伍爾夫家成為一個小集團的中心；除了上述諸人，尚有美術評論家羅傑·弗拉伊（首先評介法國後期印象派的英國人）、畫家鄧肯·葛蘭特、哲學家羅素與經濟學家凱恩斯等，均為當時的“新星”。
這個小圈子是影響深遠的英國早期先鋒派，其特征是獨樹一幟，情趣隽雅，審美感與鑒賞力極為敏銳，文藝創作标準甚高，學術氣氛濃厚；并且蔑視宗教傳統和社會習俗，在這方面深受劍橋哲學教授G·E·摩爾（中間偏左的不可知論者）的啟迪。
弗吉尼亞·伍爾夫就在這新舊遞嬗的時代、社會環境和文化思潮中生活與創作。
她一生共寫了九部長篇小說，若幹短篇小說，一個劇本和一部傳記，三百五十多篇文藝評論及随筆，并譯過托爾斯泰的談話錄與情書集（1923）。
她逝世後，由丈夫和友人整理并出版其日記（1953）、書信（1956）以及自傳（1976）。
長篇小說内的重要作品是：《達洛衛夫人》（1925），《到燈塔去》（1927），《奧蘭多》（1928），《波浪》（1931）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