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雪晶悄悄捅了我一下，才注意到門口一個威嚴挺拔的身影。
來人正是中國人民大學刑法教研室主任、中國監獄學會副會長、北京市懷柔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全國政協委員——彬的父親、我的幹爹、白局的老大哥——韓松閣教授。
4
聽完我荒腔走闆的“解釋”與“道歉”後，楊延鵬從病床上緩緩地坐起來：“找你老婆聊個天，不至于要掉腦袋吧？你不過是借機洩火，湊巧倒黴的是我。
”
我部分同意他的結論。
“你要是為了女人動手，簡單，我以後離你老婆遠點兒就是。
”他伸手艱難地從床頭櫃上去夠一個橘子，“要是因為我對你辦的案子指指點點，冤有頭，債有主，這筆賬你該找韓哥和郝建波去算。
”
我有點兒莫名其妙，回手拿起那個水果，在手裡掂來掂去：“怎麼講？”
楊延鵬縮着手，就像個被搶了零食的孩子：“韓哥讓我扣下了部分資料，說是怕幹擾你辦案……今年三月初，瑞士克裡斯蒂拍賣行[即佳士得拍賣行（CHRISTIE'S），舊譯克裡斯蒂拍賣行，“佳士得”為其香港音譯]拍出一件價值六百萬歐元的古董花瓶，委托拍賣的斯多萊經紀公司在扣除傭金後，将剩下的四百多萬歐元全部電彙到一個新西蘭的賬戶上，開戶人叫特瑞德·辛納。
兩個月後，這個辛納結婚了，對方是二十六歲的日裔女子。
”
我看着手裡的橘子：“不會說是……”
“你拿到的那個手機号，就是特瑞德·辛納的。
”
“他哪來的這件古董？”
“不清楚，但不難解釋。
”
不錯，所有的一切都解釋得通了。
想來，郝大概是在繼承到的那套房子裡發現了王家的古董，甚至不止一件。
一夜暴富終于徹底改變了壓抑多年的他，完成了給孩子移植心髒的夙願後，他選擇了新的環境、新的婚姻、新的生活……他放過了自己曾追蹤多年的兇手，同時，永遠地把自己的發妻遺忘在那個陰暗、潮濕、肮髒的土坑裡。
我不聲不響地剝開橘子，塞給他。
“天底下的事，不可能都是好人好報，惡人惡報的。
你在偵審方面也算是人老精，馬老滑。
你要說蘇震是兇手，應該八九不離十。
但萬一……我是說萬一，也許百萬分之一，千萬分之一……萬一兇手不是他，你怎麼辦？”
我冷哼一聲：“好辦，我賠他條命。
”
“你賠不起。
”不知道是橘子酸還是他嘴裡有傷，楊延鵬吃東西的表情有些痛苦，“沒有人能替代别人的感受。
現在是法治社會，你不該做超出自己本分的事。
”
“我的本分是抓賊。
讓一個殺人犯大搖大擺地走出看守所才是失職。
”
“聽起來還真有那麼點兒疾惡如仇的味道……”他把剩下的幾瓣放在床頭，捂着腮幫子，含混不清地說道，“我在國安局那會兒，有個案子——涉密，就不跟你講細節了——嫌疑人其實就是‘他’，我知道，錯不了。
雖然缺少證據，但我‘努力’讓‘他’服法了。
兩年多以後，正主兒落網……那是個不折不扣的冤案。
他被關押了兩年，期間，母親病故，老婆帶孩子跑了。
那時的我跟你一樣，過于依賴經驗，相信直覺，結果呢？脫衣服、賠錢、僞證咎責……即便如此，也不可能抵償他蒙受冤獄的損失。
”
同病相憐的感覺很不好，我搖搖頭。
“你是想說，這就是我的前車之鑒？那看來我得感謝你壞了我的事，既沒讓蘇震蒙受‘不白之冤’，又挽救了走在枉法不歸路上的我，對吧，楊大善人？”
楊延鵬詫異地皺着眉頭，啞然失笑：“原來你一直以為是我給雪晶劃的道……她跟我聊的時候就說證據有問題了。
我想，如果不是她嫁了你以後智商飛躍，就是背後另有高人。
你還真謝不着我。
”
開車下了四環路，我終于開口道：“我還一直沒跟你道謝呢。
”
彬抽着煙，望向窗外：“謝我什麼？”
“沒你家老爺子出馬，我恐怕已經下崗了。
”我随意地敲打着方向盤，“他老人家能及時現身，恐怕不單是我運氣好吧？”
“你女人給我打的電話，要謝回家謝老婆去。
”彬不領情，“這事沒必要謝我。
”
伯父講情，雖說勉強保住了我的飯碗，但從正隊長一抹到底、全局通報批評、停職檢查……我在尋覓“證據”的伊始，做夢也不曾想到會落得如此下場。
“能把老白放出來的話生生撅回去，老爺子能量真大。
這裡面不會是有什麼代價的吧？我不想給咱爹添太大麻煩。
”
彬沒說話，嘴角上挂着漫不經心的笑容。
幾個案子的結果都不理想，老白的位子還這麼穩。
幹爹付出的“代價”，也許有着某種層面上的“等價交換”。
誰知道呢？
“政治部換了新領導，據說是打算跟老白搶刑偵一把手，你猜是誰？”我故意把話題往這個方向引，希望能從彬口中得到證實。
他厭煩地攤了下手，一副“關我鳥事”的樣子。
“曙光派出所所長周若鴻，沒想到吧？”我靠路邊把車停進車位，“走，陪我上去見郝萌一面。
”
彬顯然不大情願：“你就因為這個案子闖的禍，檢點為上。
”
“蘇震放了，郝建波也杳無音信。
我答應過郝萌的事……最後好歹堂堂正正給個交代。
”我撫了下彬的肩膀，“你不想看我有始無終吧？”
***
見到郝萌我才發覺：能拿出來說的，确實不多。
我“取證”一節自然不能提，郝建波的現狀更不能透露，牽連到破案過程的都得隐去；能講的，也就是公安機關神通廣大，最終将真兇緝拿歸案，但苦于缺乏證據，隻得放人結案。
不巧的是，老兩口剛好都不在家。
當我鼓足勇氣向郝萌說出這個無奈的結果後，面對她梨花帶雨的小臉，我竟然連句“對不起”都無力再說出口。
就像楊延鵬說的那樣——沒有人能替代别人的感受。
再一次，我本能地想去求助彬，這才發現，他又在盯着郝萌。
上一次來這裡的時候，彬也用同樣的目光盯着這孩子。
郝萌被彬看來看去，似乎有些不自然，哭聲低了下來。
她努力克制自己不去看彬的方向，卻無法擺脫坐立不安的較勁姿态。
大概是感到了我的沉默，彬扭過頭望向我。
他的瞳孔中仿佛還殘留着郝萌抽泣的影像，卻将其籠罩在一片居高臨下的冷漠裡，以及——分明是，一種興趣？
就好像暴雨前蹲在樹下看螞蟻搬家的孩子，天真且殘忍。
再去看那片淚眼婆娑，隻一瞬，隐隐傳出不和諧的氣息。
不知是什麼時候，郝萌已止住哭聲，慢慢地擡起頭，卻不敢擡眼。
淚痕在面頰上拖出一道道蜿蜒的軌迹，把她本就不甚嬌好的相貌，勾勒出一個成熟的輪廓——一種與她年齡不符的狡黠與世故。
與此同時，彬垂首莞爾。
無數若隐若現的疑問仿佛暗香疏影，靜悄悄地彌漫在房間裡。
我豁然驚覺，面部肌肉不受控制地抽搐起來，話到嘴邊，卻說不出口。
“理論上，這是個‘不可能’的案子。
”
所謂的“不可能”，就是根據郝萌的證言，郝建波當晚根本不可能有時間去掘坑埋屍。
除非……一如周若鴻般老練的警察，卻取證失手——也就是說，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五号晚，六點半到九點半之間，郝建波并沒有回家。
我愕然，無言地望向那張充滿稚氣，卻又在七年前擊敗了所有探員的面孔。
生存的本能，也許無關年齡。
但那一年，郝萌才幾歲？
相比較，我苦心詣造的僞證，真是小巫見大巫。
彬早已了然于胸，卻隻是旁觀不語。
我絕望地看着他，仿佛看到了一個百無聊賴的孩子，舉着裝滿人性碎片的萬花筒，慵倦地冷眼下瞰，反複把玩各種簡單變幻的醜陋圖案。
我突然感到一種無以名狀的悲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