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遠？不吃不喝不睡的，一個女人靠兩條腿足足走了一百多裡路。
“有間空屋嗎？”天黑了，她小聲對他說，“我不睡這兒，這人太多。
”
“你想幹啥？剛把彈頭取出來，不能輕易動，免得落毛病。
”
“我想生個娃兒，”她對着他耳邊說，“上次沒種上，我這次就為這來的。
”熱氣呵得他耳根癢癢的。
“胡鬧，在部隊怎麼能搞這，現在大敵當前，你這黨員連這道理都不懂？”他瞧瞧四周，小聲嚴厲地批評她，看她一臉委屈，又柔和地勸她，“打仗的人，自己是死是活還不知道呢，萬一犧牲了，要孩子幹啥？”
“就因為打仗，就因為咱是黨員，才該有個孩子，有革命後代，萬一你有個好歹，還有孩子為你報仇，跟我做伴。
”
他不再反對，就在那天夜裡他們有了大兒子高原。
轉天部隊出發了，楊元珍被擔架送到附近老鄉家養傷。
再與老婆見面是解放後了。
他進了城，整天忙着接管工作和民房修蓋，廠房翻蓋，根本沒工夫回家，五二年她來看他，把已經三歲的兒子帶了來，進了市委幼兒園。
沒住幾天，她就走了，一是住不慣，二是惦着鄉下地裡那點子活兒，三是得去服侍年老的公婆。
他和媳婦結婚八九年，總共在一塊兒的時間也不到一個月，分開的時間比在一起的時間不知多多少倍。
她來了，他覺得日子挺熱乎，她走了也就走了。
沈萍的出現，使她在他的印象裡變淡漠了。
在一股風裡，他與媳婦辦了離婚。
他把自己的離婚決定和結婚打算告訴沈萍的時候，回答他的是沈萍一陣令人銷魂的吻，這個吻抵消了他内心的不安，那個媳婦從來不會給他這種感覺，隻會赤裸地、粗俗地跟他“要個種兒”。
與沈萍婚前的戀愛和新婚的甜蜜早已被後來無休無止的争吵沖得毫無蹤影，高伯年想起這段往事，不禁自嘲地笑了笑。
現在的年輕人都以為隻有他們才有愛情，殊不知他們的父母年輕時也有自己的羅曼史，也曾着魔地、癡迷地愛過。
隻不過，有的愛開出了幸福的花兒，有的愛結成了一枚苦果。
他望望眼前的小護士：“小同志，談戀愛了嗎？”
小護士羞赧地搖搖頭：“沒有，我還小。
”
高伯年贊許地點點頭：“好，十八歲還很年輕，要趁年輕的時候多學點知識，國家提倡晚婚，這對你們成長有好處，工作幹好了，有好小夥子找你的。
”
小護士紅臉笑了，一對淺淺的笑窩十分可愛，端着藥盤走了。
高伯年望着她的背影，十分感慨。
時間真快，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他并沒有意識到時間的流逝，到了醫院，他才意識到自己是六十歲的人了。
沈萍臉上那對酒窩伴随着她那讓人心悅的微笑的消失，變成了細長的兩道皺紋。
她有了脾氣，會發号施令，會大打出手。
她不再崇拜他，反而總是在怨恨他的迂腐，死闆，無能。
那一個呢，如果活着也是近六十的人了。
離婚後不久，父母相繼病故，他請假回村裡奔喪，才知道她早就帶着個剛滿月的孩子走了。
走到哪裡去了？沒人知道。
他沒有理由去打聽她的去處和選擇，他感到深深的内疚，因為他竟然對自己又一次做了父親而渾然不知。
一個女人心中裝着一張離婚判決書去分娩，那多痛苦。
還有那個兒子，落地的第一聲啼哭，竟是為着與自己生父的離别。
高原要求他找到自己的生母，要一張生母的照片，他又到哪裡去找？
當然他愧對的不僅僅是她，還有另外一個女人。
機關保健室的醫生。
人很年輕。
五七年她與右派丈夫離了婚，一個人生活很苦悶。
于是她給副市長檢查身體時，有時也順便述說一下自己的孤獨。
當時，他正被沈萍的吵鬧弄得萬般無奈，不知是出自對沈萍的報複，還是為了彌補感情生活的空虛，一天，他突然握住了女醫生的手。
那女人分明對他的舉動感到驚慌，眼神像一隻被驚吓的小鹿，但她順從了。
也許依從僅僅是為了換取一種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庇護。
她懷了孕，自己悄悄打掉了，他們并沒因此而止步，直至有一天被破門而入的沈萍捉住。
沈萍不依不饒，大吵大鬧，而高伯年和女醫生都懼怕醜事張揚，便答應沈萍，兩人永遠分開。
半年後，女醫生報名支援了西藏，從此再沒見面，甚至沒通過一封信。
這些回憶對他是痛苦的，是不能公開、又無法解除的痛苦。
除了沈萍在吵架時向他亮一下這張王牌，沒有任何人知道，他無法向别人去訴說，求得理解。
能理解的隻有他自己。
他認為自己不是陳世美，道德也不敗壞，他的一切過失無非來自一種需要。
自己本質是無産階級的，但對這需要是屬于哪個階級世界觀的範疇，他又感到迷惑，或者說他有意迷惑自己的思維方向盤。
但有一點，他是明确的，他的過失與女兒高婕的那種毫不負責的性解放有着原則的區别，與糟蹋他女兒的那個畜生的行為完全是兩回事。
他起碼還知道自己的行為不體面，知道要對組織負責不敢放縱。
而現在的青年人受西方資産階級文化浸染，毫不知恥地去搞什麼“性拍賣”，而被拍賣掉的行列中就有自己的女兒。
盡管張義民能原諒高婕，但作為父親，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