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沈萍比任何人都注意維護高伯年的尊嚴與威信。
恨不得把丈夫塑造成“神”，尤其在自己單位裡總是裝作對市委内部和領導之間的事一無所知。
她這樣做赢得不少群衆的尊重，覺得她這個人不愛炫耀自己，謙虛，反倒對她增添了幾分神秘的感覺。
人們想象不出他們是怎樣生活的。
他們也跟市民們一樣有個戶口本、糧食本、副食本、煤本嗎？他們買衣服買鞋也到商店自個兒去買嗎？……利華别墅的生活對市民們是一個謎。
高伯年是不是個凡人，隻有沈萍最清楚。
在婚前，高伯年在沈萍的心中也有一圈光環，但婚後，像所有的家庭一樣，是女主人當家。
當這個家庭的女主人，雖說不必為柴米油鹽，洗刷漿補勞神費力，但男主人與女主人之間的内戰卻像千百萬個家庭的矛盾起因一樣，也因為一個“錢”字。
沈萍家族的老一輩幾乎一色的商人，她這一輩又幾乎一色的知識分子，自然經濟上不用沾她的光。
但高伯年的老一輩則全是一色的莊稼漢，他這輩兒除了他，仍是一色的農民。
前十幾年，每個月高伯年都要給老家寄錢，少則二三十，多則四五十，老家就像個永遠填不滿的無底洞。
最要命的是隔三岔五，鄉下就要來人。
找工作的，治病的，逛城的，連八竿子打不着的親戚都來他們這裡吃大戶。
開始，她還能做出一副笑臉，後來，就隻好擺出一副冷臉。
冷臉仍擋不住那些人來。
直到有一次，她親眼看見一個高伯年的什麼侄子，把一口痰公然吐在她家客廳的地毯上，她忍無可忍了，把那侄子和侄子他爹，高伯年孩提時的朋友一齊攆了出去。
高伯年回到家，知道了這件事，便大發雷霆，認為她丢了他的面子，使他“忘了本”，用他軍人武夫式的巴掌一下掴在她臉上。
這是他第一次打她。
沈萍摸着自己被打得腫起來的面頰，眼淚流了下來。
她把婚後的一切不滿都化成惡毒刻薄的語言嚷了出來。
嫁給他，有什麼好的，她算什麼？充其量不過是高伯年的一個附屬品，一個裝門面的夫人，她忍無可忍，豁出去了，便哭嚷着朝門外走去，她要去法院申請離婚。
高伯年攔住了她。
他不能讓沈萍把家裡的事嚷嚷出去，不然他這個領導還怎麼當？他的面子朝哪兒擺？于是，他讓了步。
他給老家寄的錢由每個月一次改為每年一次，他冒着得罪鄉親之大不韪，寫信謝絕來人。
結果，高伯年雖然沒有當成孝子，鄉下親戚們也沒有因此餓死的。
沈萍從道理和實際上獲勝了。
高伯年也隻好徹底服輸。
這幾年農村實行經濟承包責任制，老家漸漸地不再要錢了，這個問題也就早已不存在了。
但家裡仍有矛盾，矛盾的焦點，是這老頭子太迂、太古闆，死心眼兒。
他出了一次國，别人至少都給家裡帶回些家用電器，即使沒帶回彩電也能帶台收錄機，可高伯年卻隻帶回一條英國煙。
氣得沈萍直罵他“假馬列”。
堂堂市委第一書記，家裡電氣化程度還趕不上一個普通老百姓，直到去年，家裡還隻有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電視機和一台單缸洗衣機。
輕工業局給市委送來一批本市引進日本生産線生産的二十英寸彩色電視機，全聲道立體音響，按内部“試銷價”賣給市裡部長以上的幹部，隻收個成本費。
高伯年不僅自己不買，而且一個批示，将東西全部退回，在整黨時還抓了那個局長一個不正之風的典型。
這件事登在《支部生活》上，群衆為高伯年豎大拇指，覺得黨風好轉有了盼頭。
但一些幹部，當然也包括沈萍，心裡挺别扭，别人不敢說，沈萍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家把高伯年劈頭蓋臉地數落一頓，說他是個“沒人情味的大傻瓜”。
沈萍一個電話打給機關事務管理局的範局長，幾天之後，全套最新家用電器進了高宅，全是出廠價。
誰知，高伯年第二個月的工資一分也沒拿回家，秘書說，高書記指示用工資把電器的市場差價補上。
沈萍氣壞了，可又不能動手打。
現在，老頭兒的身體比不上從前，毛病越來越多，打壞了，損失無法彌補。
像這一類的事多的是。
二兒子高地想辦法出國留學，他不管；沈萍不願在醫院裡當書記，想調到衛生局坐機關，他不管；女兒高婕出了這麼個事兒，他還是不管；沈萍怎不惱火。
沈萍降服高伯年有絕招兒。
吵吵不過是常規武器，絕非高伯年打不過她，他在戰場上一刀能把敵人砍成兩段，晚上，在床上他能弄得她喘不過氣來。
憑着這股子力氣，别說她隻小他八歲，就是再年輕十八歲也敵不過他。
也不全是他顧面子。
其實他敗給沈萍，是有意讓她，因為她掌握高伯年那次“過失”的秘密，同時也掌握高伯年處處要維護自己正人君子形象的心理。
其實，沈萍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