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這一現象，我是這麼理解的：羅拉以前的喂食者往往在她還沒吃完的時候，又給她新的食物。
這分明是孩子的行為特征。
并且，恐怕還不是一個孩子，而是有兩三個孩子在争先恐後地同時給她喂食。
“啊，還有哦。
”
“也掉在那兒了哦。
”
羅拉肯定是在這些小主人這麼喂食的時候，記住了她們所說的這些話的。
總體而言，羅拉所說的話中，除了“羅拉呀”之外，似乎都不是别人有意教她說的，所以她說起來會那麼自然。
也正因為這樣，她的話會引發我們的想象，會讓我們較容易地想象到她是在一種怎樣的場景下學會的。
譬如說，“羅拉呀”這一句，就完全是正在牙牙學語的小孩子的腔調。
這肯定是“官官”的聲音。
肯定是“媽媽”抱着“官官”來到羅拉的籠子旁，“官官”便“羅拉呀”地說個不停的結果。
羅拉說話最多的時候是大清早和下午三點鐘左右。
那正是上學或上幼兒園的孩子出門之前和放學歸來的時候（當然了，所有的鳥也都是在早上和下午的這個時候叫得最歡）。
而在晚上九點或十點鐘的時候，聽到有人上樓的腳步聲後，羅拉時常會冷不丁地“媽媽，哇——哇——”地哭起來，和小孩子突然醒來呼喚媽媽的聲音一模一樣，簡直會叫人情不自禁地說出“官官，别哭，别哭”來。
有媽媽，有小孩子——有兩三個，甚至還有剛開始牙牙學語的嬰兒。
媽媽怎麼看也不像是個寡婦。
因為如果媽媽是寡婦，也隻可能是新寡婦（不然怎麼會有嬰兒呢？），但在一個男主人剛剛亡故的家庭裡，媽媽怎麼會樂樂呵呵的呢？孩子們怎麼會開開心心，叽叽喳喳的呢？還有，如果男主人是在不久前去世的，那麼羅拉也會學一點他的說話聲吧。
就算沒學會他說話，那麼至少也不會這麼讨厭男人吧。
由此可見，曾經嗲聲嗲氣地喊她“羅拉呀”的夫人，絕不是一位寡婦。
可是，她的丈夫卻不在家裡。
海員！他們家就是個高級外洋海員的留守家庭！
我對憑直覺突然想到這一點的自己，感到非常滿意——那人一定四十來歲，也許不是船長，但也許是船上的事務長。
反正他的留守家庭生活十分富裕。
在零食上，孩子們從不缺少糕點和水果。
羅拉也總是從她們那裡分到一點。
有小狗、雞和鹦鹉消遣解悶的孩子們和夫人，總是在等着男主人歸來。
對了——
“我乖乖地等着哦。
”
這不就是孩子對父親說的話嗎？孩子們把鹦鹉當作朋友，于是就将時常對父親講的話教給了她。
很少回家的男主人忙着疼愛孩子和夫人都忙不過來，自然也就不會去逗引鹦鹉了。
或者應該說，男主人一回家，羅拉反倒遭受大家的冷落了吧。
這樣的話，羅拉自然不會親近男主人，也不會喜歡男人了。
與此同時，如果男主人是個外洋海員的話，那麼，這隻鹦鹉不僅有“歐塔蓋桑”這樣的通用名，還有着羅拉這麼洋裡洋氣的名字這事，也就合情合理了——是男主人坐着自己的船，從國外将有着“羅拉”這麼個名字的鹦鹉作為禮物帶回家的。
“這隻鹦鹉的名字叫羅拉哦。
”
“哦，是嗎？真可愛呀。
羅拉呀。
”
我能夠想象出當時他們夫妻間有過這麼個對話場景。
不過“羅拉”應該是很小的時候就被帶到日本來的。
這也是她盡管有個外國式的名字，卻不會說一句外國話的原因。
并且連“羅拉呀”這樣的聲調也完全是日本式的。
即便如此，羅拉不說“媽咪”，而說“媽媽”，對此我感到十分欣慰。
老實說，對于近來出現的，在我國某些檔次稍高一點的家庭裡将父母稱作“爹地”和“媽咪”的現象，我是極其反對的。
到目前為止，我們這些搞文學的人當中，已經有人發表過與我相同的意見了，可我在反對的程度上要比他們任何人都更為強烈。
這可不僅僅是什麼裝腔作勢或令人不快的小問題。
到底有什麼理由要扔掉我們從小就喊慣的“爸爸”“媽媽”，而非得要讓孩子們喊“爹地”“媽咪”呢？對此，我絕不認可。
扔掉語言就等于扔掉良心。
我希望我的孩子對我們懷有自己小時候對父母所懷有的那種愛心。
雖說我沒有一個孩子，但如果有的話，與其聽“爹地”“媽咪”這種簡化的稱呼，還不如幹脆讓他們喊“爹”“娘”呢。
或許我就是個多愁善感之人吧。
可是，人有一點“多愁善感”之心，又有什麼不好呢？我甚至想說，讓孩子們用外國話來說充滿着人生最初的感動，并在其一生都留下最深印象的話語，是絕對難以容忍的。
據說在台灣[當時，台灣還是日本的殖民地。
]，是禁止台灣籍的小孩子在學校裡用土話交談的。
有時，還會對犯禁的孩子施以鞭刑。
那麼，尊重國民與國語之權威的當政者，為什麼不對如今中流以上日本人的小孩子們喊“爹地”“媽咪”而處以嚴懲呢？我甚至都考慮到了這一步。
我為羅拉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