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職的就會受到蔑視。
好與壞，忠與奸，用這一辦法來鑒别，就猶如白和黑一樣分明了。
”]
從前堯治理天下，就是以名分來處理政務的，因為名分正，所以天下大治；桀治理天下，也是以名分來處理政務，然而因為名不正，所以天下大亂。
因此，聖人對名的正與不正是看得很重的。
”[昏君以不賢為賢，以不忠為忠，以非法為法，就是因為名分不正。
]
李斯在給秦二世的書中說：“韓非先生認為：‘慈愛的母親養出敗家的兒子，而嚴勵的主人沒有強悍的奴仆，’原因在哪裡呢？原因就在能不能實行嚴厲的懲罰。
商鞅變法，對在路上随便倒垃圾的都處以刑罰。
随便倒垃圾是小罪，而判刑卻是重罰。
輕罪且要嚴懲，更何況重罪呢？所以人人不敢犯法。
現在如果不緻力于設法使人不犯法，而去學慈母嬌慣敗家子的做法，這就太不理解聖賢的理論了。
”[商鞅規定以伍家為‘伍’，十家為‘什’，一家犯法，九家舉告，不告發者連坐有罪。
同時明确尊卑、爵位、等級，貴族所擁有的田宅、奴婢、衣服等都依照爵位高低而定。
使有軍功的感到榮耀，無軍功的雖富有也沒有光彩。
注重農事、戰事，這就是商鞅變法的主要内容。
]
商鞅、申不害和韓非子的治國之術有如上述。
[桓範說：“商、申、韓這些人，看重人的狡詐智謀，因而推行法制特别苛刻。
廢除禮義的教化，用刑名律法統治天下，不師法古人的仁政，緻使全國普遍的傷風敗俗。
因此說，他們是伊尹、周公的罪人。
然而他們使人君尊貴，臣子卑下，富國強兵，信守法度，堅持法制，在這些方面還是可取的。
到了漢朝，又有甯成、郅都之類的酷吏，效仿商、韓，專門以殘暴的殺戳、懲罰為能事，迎合人君的旨意，趨勢赴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肆無忌憚地幹盡了敗壞朝綱、禍害百姓的事情，這又是商、韓的罪人了。
然而酷吏在抑制豪強望族，撫慰孤獨貧弱，自身清正廉潔，使各級官吏出于畏懼奉公守法、一心為公方面，還是有可取之處的。
到了後來世人所謂的能人，就都是一些執法犯法，仰仗權勢，不為老百姓辦事，隻想徇私舞弊，臨到處理日常事務的時候，又敷衍了事，玩忽職守，做官不必擔心受遣責處罰，根本不體察同情老百姓的冤枉，這就又是申、韓、甯、郅的罪人了。
”]
由是觀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黃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此所以異也，雖經緯殊制，救弊不同，然康濟群生，皆有以矣。
今議者或引長代之法，诘救弊之言[議曰：救弊為夏人尚忠，殷人尚敬，周人尚文者]；或引帝王之風，譏霸者之政，不論時變，而務以飾說。
故是非之論，紛然作矣。
言僞而辯，順非而澤，此罪人也。
故君子禁之。
【譯文】
綜上所述，治國之法多種多樣，有王霸、黃老、孔墨、申商之術，他們之間不但有區别，而巨理論根源也不一樣，糾正前代政制流弊的方式電不同，然而他們都有振興國家、普濟衆生的願望。
如今，有的人或者援引施行比較悠久的制度，非難今人撥亂反正的改革觀念[所謂救蔽是指夏人崇尚忠誠，商人崇尚尊敬，周人崇尚文教禮樂]；有的人以前代帝王的禮樂之風，譏諷成就霸業的政治措施，不顧時代的變遷，而用所謂不變之法、不易之理來為自己的學說辨護。
因此，對變革贊同與反對的意見，紛紛出籠。
措詞虛僞，還要詭辨，附會荒謬的觀點，仿佛也能自圓其說。
凡此種種，都是曆史的罪人啊！
因此，有道德有頭腦的人要起來制止這種做法。
【按語】
我們的先人二千多年反複強調的一個領導藝術的核心問題就是：因事制宜，以變應變。
這一問題現在已被西方管理學發展為一種學說，稱之為“權變理論”。
這一理論認為，因事制宜就是權變的靈魂。
本篇“适變”所論術的正是這一問題。
“法宜其事則理，事适其務故有功。
”——就是對權變理論的最簡明的概括。
實際上，權變理論無論對國家領導人還是企業管理者，都是一個必須遵循的原則，因為任何組織——國家也好，公司也罷，都是一個開放系統，由于各種因素間相互關系的動态特性，實際上不可能存在某種能适用于任何時候、任何地域的管理方法和模式。
因而，管理要随組織所處的内外環境條件和形勢的變化而随機應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領導和管理的理論和方法。
任何開放系統，因其變量受組織内外環境自變量的制約。
因此，作為一個領導者，在任何一個新形勢下，他都必須盡量考慮到各種有關的變動因素來選擇不同的領導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領導藝術是一種生動活潑、豐富多采的處事技能。
不同層次、不同行業的領導者，往往表現出迥然不同的風格和技巧。
就是在同一個人身上，由于時間、地點、條件的變化，其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也必須随之改變。
在動态的領導過程中，領導藝術的發揮集中于領導人對情境的控制和影響上，從這個意義上講，領導藝術就是權變控制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