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光彩煥然。
他作為斷承人遵循先祖的偉大事業，有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人的風範，象武帝這樣雄才大略的人，假如不改變‘文景之治’的謙恭儉樸以救助百姓的政策，那麼，就是《詩》《書》所稱贊過的制度又能超過漢武帝多少呢？”
由此推斷，秦皇漢武，都是創業之君，但不是守成之主。
]
昔周鹹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之變；漢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
成王不疑周公，漢昭委任霍光，二主孰為先後？
魏文帝曰：“周成王體聖考之休氣，禀賢妣之胎海，周召為保傅，呂望為太師。
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
目厭威容之美，耳飽德義之聲，所謂沈漬玄流而沐浴清風矣。
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然後乃寤。
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膝之教言，豈不暗哉？夫漢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養惟蓋主，相則桀、光。
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
然而德與性成，行與禮并，在年二七，早知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誡。
豈将啟金膝，信國史，而後乃寤哉？使成、昭鈞牟而立，易世而化，貿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
”
[大将軍霍光及上官桀秉政，桀害光寵，欲誅之，乃詐為帝兄燕旦上書，稱光行上林稱跸等事。
帝不信。
]
【譯文】
從前周成王年少登基，又有管、蔡等四國叛亂；漢昭帝八歲即位，也有燕王旦、益長公主和上官架的謀反。
成王不懷疑周公的忠誠，昭帝委任大将軍霍光攝政。
二人誰做得更好呢？
魏文帝曹丕認為：周成王體現了武王美善的氣質，繼承了賢母的胎教，召公為保傅，呂望為太師。
會說話的時候，負責朝見的官員就教他辭令，能走路的時候，負責宮庭禮儀的官員就引導他學習禮節。
所以他從小就養成了滿足于儀容要威嚴壯美、言談要合乎德義的習性。
就是說成王是在沐浴德行的清風中長大，骨肉裡澱積着高貴的血液。
即便如此，他還誤聽管、蔡對周公的诽謗，迫使周公率兵東征，去平定叛亂，緻使上天震怒，顯出兇兆來，然後他才皤然悔悟。
他一直不相信周公的高尚品德，卻相信秘藏在金櫃裡周公的禱告，這不是很糊塗嗎！
而漢昭帝的情況就不一樣了。
父親漢武帝不象武王一樣仁德，母親“拳夫人”鈎弋不象邑姜一樣賢惠，伺侯他幼年生活的是大姐蓋長公主，輔相是上官架和霍光。
當老師的沒有仁孝的品質，作輔臣的沒有治國安邦的才能，完全可以說是出生在深官之中，成長于婦人之手。
然而他的美德天性生成，他的品行與生俱來，在十四歲的時候，就表現出早熟和素有的明達，發現燕王劉旦誣陷霍光的書信有詐，不但不懷疑霍光，而且表揚了他的忠誠。
昭帝不是等到開啟了類似金拒的秘密，看了史官的記錄才醒悟的啊。
假如讓成王和昭帝壯年時執政，換個時代，換了輔臣，改變原來的文化氛圍治理國家，那麼漢昭帝可稱贊的地方不見得比周成王少。
[大将軍霍光和上官架共同執政輔佐昭帝，上官禁妒恨霍光受寵，一心要除掉他，就以燕王的名義起草了一封僞書，誣陷霍光以帝王的儀仗檢閱羽林軍以及種種意欲謀反的行為。
昭帝沒有相信。
]
或曰：“漢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侍欤？”
虞南曰：“漢宣帝起自闾閻，知人痰苦，是以留心聽政，擢用賢良，原其循名貴實，峻法嚴令，蓋流出于申、韓也。
古語雲：圖王不成，弊猶足霸；圖霸不成，弊将如何？光武仁義，圖王之君也。
宣帝刑名，圖霸之主也。
今以相輩，恐非其侍。
”
[議曰：元帝之為太子，嘗谏宣帝，以為持法太嚴。
帝作色曰：“我漢家以霸王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化，用害政乎？”雖以此言之，知其度量不遠，然寬猛之制有自來矣。
昔高祖入秦，約法三章，秦人大悅。
此恙緩刑之美也。
郭嘉說曹公雲：“漢末政失于寬。
紹以寬濟，故不攝。
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
”此言嚴刑之當也。
故《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
猛則人殘，殘則施之以寬。
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書》曰：“刑罰世輕世重。
”《周禮》日：“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
”
由此觀之，但問時代何時耳。
嚴刑惡足小哉。
【譯文】
有人說：“漢宣帝明察政事，難道不是漢光武一類的國君嗎？”
虞世南說：“漢宣帝在市井裡巷長大，知道民間的疾苦，所以對政務非常留心，提撥重用有才能有學識的人。
他之所以采取嚴刑重法的政策，探究其中的原因，其根源在于法家申不害、韓非子那裡。
古人說過：‘圖王不成，用其有弊病的權謀足以稱霸；圖霸不成，霸術中有弊病的權謀将會是什麼後果呢？隻有身敗名裂。
’漢光武大仁大義，是位成就王道的皇帝。
漢宣帝以法治國，是位成就霸業的皇帝。
将此二人相較，恐怕不能類比。
”
[元帝在做太子時，曾向宣帝提意見，認為他執法太嚴。
宣帝變了臉說：
“我漢家向來交錯使用霸道、王道，怎麼能隻用仁德感化來危害政權呢！”
雖然從這句話可以知道宣帝的謀略不夠遠大，但是他采用或寬容或強硬的法制還是有原因的。
從前漢高祖進入秦國，曾約法三章，秦人非常滿意。
這是從和緩刑法的好處方面講。
曹操的軍師郭嘉勸曹操說：“漢末的政治失敗在太寬松，袁紹卻以寬松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領。
你用強硬的法規來糾正，上下就會知道制度在哪裡了。
”這是說法制運用得當。
《左傳》說：“政策寬松，國民就會散漫，這時就應當用猛烈的法令來糾正；太猛烈了，民衆又會變得殘忍，這時就應當再實施寬松的政策。
用寬松來調濟猛烈，用猛烈來調濟寬松，政治才能平衡。
”（尚書》說：“刑罰的使用，要時輕時重，審時度勢。
”《周禮》說：“治理新建的國家要用輕典，治理動亂的國家要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國家要用中典。
”
由此看來，法治的使用，要看在什麼時候。
時機适宜，怎麼可以輕視嚴刑峻法的作用呢！]
或曰：“漢元帝才藝溫雅，其守文之良主乎？”
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
文則經天緯地，詞令典策；武則禁暴戢兵，安人和衆，此南面之宏圖也。
至于鼓瑟吹蕭，和聲度曲，斯乃伶官之職，豈天子之所務乎？”
[議曰：元帝多才多藝，善鼓琴瑟，雖如此，非善之善也。
何則？徐幹《中論》曰：“夫詳小事而略大道，察近物而暗遠數，自古及令，未有如此而不亂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
所謂‘詳小事、察近物’者，謂耳聰于絲竹歌謠之和，目明于雕琢彩色之章，口給于辯惠切對之詞，心通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于射禦書數之巧也。
所謂‘遠數、大道’者，謂仁足以覆焘群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應變無端，義足以阜生财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于聽受而審于官人，達于廢興之原，通于安危之分。
如此，則君道畢矣。
”
昔魯莊多伎藝，詩人刺之。
魯昭美容儀，有出奔之禍。
由是言之，使人主視如離婁，聽如師曠，射如夷羿，書如史籀，可謂善于有司之職，何益于理乎！
匡衡《谏元帝改政書》曰：“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
繼體之君，必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
今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内，然陰陽未和，好邢未禁者，殆議論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
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
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此守文也。
”]
【譯文】
有人問：“漢元帝多才多藝，溫文爾雅，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嗎？”
虞世南說：“帝王的才華，應該表現在文德武功上。
論文則應體察、把握自然法則，以此為指導思想來制定政策法令；論武則應制止暴亂，平息戰火，穩定社會，團結人民。
這才是做帝王的宏圖大略。
至于鼓瑟吹蕭，和詩譜曲，這是文人墨客、歌伎演員們的事情，做天子哪能去鑽研呢！”
[漢元帝多才多藝，琴彈得很好，這并不是最大的優點。
為什麼這樣說呢？
東漢末哲學家徐幹寫的《中論》講過：“小事情明白，大道理忽略，身邊的人事清楚，長遠的規律糊塗，自古以來沒有不因此而發生動亂，不亡國的。
這裡所說的‘詳小事、察近物’，是指能聽出音樂、歌曲是否和諧、美妙；能鑒别書法雕刻是否漂亮、精彩；出口成章，能言善辯，對答如流；對小說詩詞心領神會；對于射擊、駕車、書法、術數很有技巧。
所謂“遠數、大道”，是指仁慈足以覆蓋蒼生，恩惠足以托養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統帥萬物，手中的權力足以應付變化萬端的時局，推行的義舉足以使經濟繁榮，威望足以遏止奸黨歹徒的發難，武勇足以平定暴亂。
能夠辯别臣民們反映的情況是否實事求是，然後通過實際行動來考察他們。
明白興廢的根源，精通安危的界線。
能做到這些，做皇帝的素質就完備無缺了。
”
曆史上，反面的事例也不少。
例如從前魯莊公能歌善舞，于是國人寫了《蔽笱》一詩來諷刺他；魯昭公善于修飾儀容，才招來逃亡晉國的禍患。
這樣說來，做皇帝的即便視力如離婁一般銳利，聽力如師曠一般敏銳，射箭象後界一樣準确，書法象史籀一樣高明，隻能說是有專職人員的才能，對治理國家沒有一點兒好處。
東漢丞相匡衡規谏漢元帝的《改政書》說：“接受國家權力的帝王，務必要繼往開來，創立功業，使先輩的光榮傳統流芳百世；繼承政治路線的君主，務必關心宣傳先王的功德，同時要發揚廣大。
如今陛下的聖明賢德有上天庇佑，能愛護天下百姓，然而陰陽不和，邪惡奸詐的勢力沒有受到制止，這恐怕是由于參政議政的官吏們沒有宏揚先帝的豐功偉績，反而對制度的運用與否争辯不休。
國家把已經取得其成果的事業放在一邊，而為那虛妄不實的空頭理論紛紛擾擾，我常常為此暗自遺恨。
希望陛下從大局出發，好好關心總結治理國家的經驗，這才是永保文德武治的大事啊！”
或曰：“觀僞新王莽，謙恭禮讓，豈非一代之名士乎？至作相居尊，驕淫暴虐，何先後相背甚乎？”
虞南曰：“王莽天姿慘酷，詐僞人也。
未達之前，徇名求譽；得志之後，矜能傲物。
饬情既盡，而本質存焉。
愎谏自高，卒不改察，海内冤酷，為光武之驅除焉。
”
[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
哀成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國必聞，在家必聞，色取仁而行違之’者也？莽既非仁而有邪佞之材，又承四父世業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後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意，以成篡奪之禍。
推此言之，亦有天時，非人力所緻。
及其篡位，南面處非所據，颠覆之勢，險于桀、纣，而莽晏然，自謂黃、虞後出也。
乃矜其威詐，滔天虐人，是以海内嚣然，喪其樂生之心，内外怨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今天下城邑為墟，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紫色蛙聲，餘分潤位，為聖王之驅除雲。
”
吳王孫權論呂蒙曰：“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
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圖取關羽勝于子敬。
子敬答孤書雲：‘帝王之起，皆在有掃除。
羽不足忌。
’此子敬内不能辦而外為大言耳。
孤亦恕之，不苟責也。
”
此驅除之意也。
]
【譯文】
有人問：“建立過僞政權，改國号為新的王莽，起初謙恭禮讓，難道不是曾被稱作一代名士嗎？等到他當了皇帝後，居尊傲慢，荒淫殘暴，為會麼前後判若兩人呢？”
虞世南說：“王莽是一個生性慘酷、奸詐、虛僞的人。
沒有發達的時候，沽名釣譽；權力搞到手之後，稱能據傲，目中無人。
僞裝的畫皮一旦撕掉，天生的真面目就暴露出來了。
他不聽規勸，自高自大，至死不知悔悟，四海冤獄重重，怨聲載道，最終還是做了漢光武帝劉秀掃清道路的垃圾。
”
[班固說：“王莽出身于皇親國舅，最初纡尊屈貴，身體力行，企圖沽名釣譽。
當他在漢成帝、漢哀帝在位輔政的時候，勤勤懇懇，為人處事正直謙恭，處處被人稱道，莫非他就是孔子所說的‘在國有名，在家有譽，口頭上仁義厚道，行動上背道而馳’的僞君子嗎？然而王莽本質上是一個邪惡不仁卻有谄媚取悅、虛僞奸詐之術的人，加之四位叔父王鳳、王商等都是世代權臣，他憑借父輩的勢力，又趕上漢室正處在衰敗之際，皇位三次虛設，而王太後壽命又長，長期作為他的靠山，使他能玩弄奸詐權術，最終釀成了奪位篡權的災禍。
由此推論，王莽篡位也是天意，不是單憑個人奸詐所能做到的。
“王莽一旦篡奪了政權，南面稱王之後，居于不該他占據的地位，被推翻的趨勢比夏桀、纣王還要險惡，然而王莽卻能若無其事地自命黃帝、虞舜再世。
他依仗其威勢和詭詐，無法元天，茶毒生靈，因此全國嘩然，百姓沒有了生活的樂趣，朝野怨恨，衆叛親離，四處舉事，各地城池失守，國家分崩離析，緻使全國的城鎮變成了廢墟。
有史以來，所造成的災難沒有比得上王莽的了。
色穢聲淫，氣數短命之輩，據說向來就是準備好要給賢明的帝王掃清道路當垃圾的。
”
孫權在談到呂蒙時說：“呂蒙年輕的時候，我說他隻不過是不辭繁難，果敢有為罷了。
長大以後有了學問，長了智慧，謀略奇至，僅次于周瑜，策劃徹底打敗關羽的麥城之戰，勝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