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娜和齊伯黛），還是基督徒（貝拉斯克斯、範·沃登和阿瓦多羅），或是猶太教徒（利百加），他們都是同一個大家族的成員，這個具有象征意味的構思在萊辛的《智者納坦》[13]中也出現過。
因此，再回到我們分析的起點來看，我們注意到，全書采用錯綜複雜的結構并非毫無目的：将多種多樣的故事交織串聯在一起，這是一種表達不同命運、不同理念并生共存的形式。
在這各種命運、各種理念争鳴的合唱會上，會不會有某個觀點最受青睐，有某個聲音與波托茨基本人的思想和見解最貼近呢？我們認為，要是隻将某一個人物放在舞台的中心，不論他是範·沃登，還是族長，或是阿瓦多羅、貝拉斯克斯，都會背離作品的本意，因為呈現不同視角下的多元景觀，恰恰才是本書的魅力所在。
但反過來看，通過散布在不同人物身上的某些個性特征，我們還是能聯想到作者的某段親身經曆或是某種内心信念。
作者是一位多情之人，他在年輕時是否也曾像隆澤托或洛佩·蘇亞雷斯那樣迷戀浪漫的愛情作品？我們沒有任何實據，但這是非常可能的事。
風流放蕩的托萊多大人曾同時在多個女子間周旋，但後來又厭倦了男女間的種種情事，這是否正是作者本人的寫照[14]？托雷斯·羅韋拉斯以傷感的口吻說，人到了某個年紀後，就不能再做馳騁情場的指望了，這句話也明顯帶有強烈的作者個人色彩。
貝拉斯克斯無師自通地掌握了數學知識，這個故事是在1805年後不久寫成的。
當時，波托茨基正親力親為，為他第三個兒子的教育投入大量心血（前兩個兒子的教育是由他們的外祖母負責的），其中就包括向孩子傳授數學這門科學的基礎知識[15]。
波托茨基和阿瓦多羅一樣，一生經曆了種種傳奇，去過很多地方，真真切切地迷戀過吉普賽人的生活，履行過外交使命，并在生命的末年意識到，不論是哪國的朝廷，都盛行腐敗之風，對朝臣薄情寡義——書的最後幾個部分就是這些傳奇經曆的真實寫照。
波托茨基又像貝拉斯克斯的父親那樣深深認識到，“學會薩拉邦德舞”，能有利于在朝中加官晉爵，專注于學問（對作者來說，就是研究斯拉夫世界各民族的語言和文明）則會一無所獲。
此外，在他身上，是不是還有點疊戈·埃瓦斯這種無所不知的大學者的影子？不管怎麼說，埃瓦斯與書商、出版人争論時的口氣被描述得極為真實，而這些描寫看起來理應反映了作者的實際生活經曆。
埃瓦斯将自己的一生獻給了學問，但他始終不受人理解，被命運辜負，在暮年之際，他意識到，他浩如煙海的著作将一無所存，他的生命将無法留下任何痕迹，此時他深深陷入絕望：他那段發自内心的呐喊是多麼震撼人心，而寫下這段文字的人竟然後來也和他筆下的人物一樣，選擇以自殺的方式結束生命！
哲學和神學的理論散見于全書各處，但主要集中在卡埃萊蒙的傳道、貝拉斯克斯的體系、暮年埃瓦斯的思想以及彼列的道德觀這幾個部分。
卡埃萊蒙關于古代宗教的論述是由猶太浪人向範·沃登轉述的，這一部分内容旨在展現基督教以及所有天啟宗教在信仰和儀式上的曆史性、相對性。
書中在談到宗教話題時，必然會帶有一定的懷疑主義氣息：猶太智慧的最高境界體現在《光輝之書》中，但“這本書之所以叫這個名字”，按照秘法師的說法，“是因為裡面的内容一般人完全看不懂”。
伊斯蘭教固然能寬容地接受多配偶制，但其信徒往往過的是清教徒式的生活（族長對基督教城市民風敗壞深表痛惜），有的人會狂熱得失去理性（見關于祭奠阿裡之子侯賽因的描述），争權奪勢還會讓他們的組織分崩離析。
至于基督徒，他們對摩爾人毫不寬容，設立了宗教裁判所，信仰往往是建立在“神迹”或玄妙之事上，而這些事無非隻是騙局或誤解，在整部書中，波托茨基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不遺餘力地去除基督教信仰中的神秘化色彩。
因此，貝拉斯克斯這位啟蒙哲學的代言人在說明自己的宗教理念時，會用論證的方式來解釋自然宗教的思想（第三十七天），他闡述稱，“就像我們所稱的兩條漸近線那樣，哲學家與神學家的觀點盡管無法真正相交，卻變得越來越接近”，他還強調說，自然科學家可以在“不借助神迹”的情況下訂立教義。
他說，“我也閱讀了一些談創世的作品，研究了其中的神學思想，力求找到一些敬愛造物主的新理由”；雖然他嘴裡說，要像“牛頓爵士和萊布尼茨爵士”那樣，“全心全意地順從”正統宗教，但實際上他放開手腳，盡情宣講從洛克、孔狄亞克和霍爾巴赫那裡獲得啟發的感覺論和唯物主義思想。
“假如有人将您放入一個倒焰爐裡”，他對自己深愛的、此後還娶之為妻的女人這樣說道，“那您就可以被制作成一根玻璃管”[16]。
“就像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