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救。
A是氣管（Airway）。
急救員做得很好。
盡管有一些輕微的喘息聲，但氣管是暢通的，頸部已經被固定住。
B是呼吸（Breathing）。
顧問醫生撕開傷員的外套和汗衫，用聽診器檢查胸部和背部。
他發現有兩根肋骨骨折了，但如同左手指關節粉碎性骨折或嘴巴裡的牙齒缺損了一樣，都不會危及生命，因此可以先放一邊。
盡管肋骨骨折，但傷員仍有規律地呼吸着。
如果傷員停止呼吸，施行骨科大手術也就沒什麼意義了。
倒是脈搏使他擔憂。
脈搏已經超過正常的八十次，上升到了一百多次。
太快了：這是可能有内傷的一種症狀。
C是循環（Circulation）。
還不到一分鐘，貝特曼醫師就備妥了兩根靜脈留置針。
通過其中一根抽取了二十毫升血，立即送交化驗。
接着，在其他檢驗的進行過程中，通過傷者的兩條手臂把一升晶體液輸入他體内。
D是傷殘（Disability）。
這方面情況不好。
傷者的臉和頭已經不成人形，而格氏昏迷指數現在是六比十五，而且還在不斷下降，非常危險。
傷者的大腦受了重傷，卡爾·貝特曼不止一次地感謝那位不知名的急救員，幸虧他多花了幾分鐘時間把傷員送到了設有神經外科的皇家倫敦醫院。
貝特曼大夫打電話給掃描室，告訴那裡的工作人員他馬上把傷員送過去。
然後，他又打電話給他的同事——資深神經外科醫師保羅·威利斯大夫。
“我這裡有一個顱内積血的傷員，保羅。
格氏指數現在是五，而且還在下降。
”
“拍完片子後立即送到我這裡來吧。
”神經外科醫生說。
當初被打倒在地時，那人穿着襪子、鞋子、内褲、領口敞着的襯衫，系有一條皮帶的長褲、夾克和一件輕便防水外套。
腰部以下的褲子和鞋襪不成問題，已經直接被脫掉。
為防止頸部和頭部的震動，外套、夾克和襯衫則被剪去了。
然後，所有這些衣物連同口袋内的物品都被裝進塑料袋，交給了在外面等待的那位警員。
不久，當接替警員抵達後，他帶上這些物品返回多佛爾街警署，呈交給一直等待着的傑克·伯恩斯。
頭部掃描證實了卡爾·貝特曼最為擔心的事情：傷員有腦出血。
血液正在壓迫大腦，這種壓力足以緻命，而且造成的傷害不可逆轉。
晚上八點十五分，這位傷員被送進了腦外科手術室。
掃描清楚顯示了顱内受壓迫的部位，主治醫師威利斯大夫根據掃描結果來尋找，他知道，從某個點進去可以徑直抵達出血處。
他在傷員的腦殼上鑽了三個小孔，然後按照标準腦外科手術的方法，用鋸子把孔連起來，鋸出一塊正三角形的顱骨。
移去這塊三角形的顱骨後，造成壓迫的積血被抽去了，造成血液漏入顱腦的動脈血管裂口被結紮了起來。
血塊去除後，壓力随即消除，大腦又能充分地擴張至其原有的範圍之内了。
把三角形骨片放回去後，将頭皮縫合起來，随後紮上厚實的繃帶，直至兩者都自然結合并痊愈。
盡管傷勢較重，但威利斯先生仍充滿希望地認為手術很及時。
人體是一套很不可思議的古怪裝置。
它可以因小小的蜜蜂的叮蜇而死去，也可以經受大面積創傷而存活。
當血腫被清除、大腦完全恢複其内腔尺寸後，病人可在幾天之内恢複知覺和神志。
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時内，由于麻醉藥仍未消退，沒人知道手術的效果。
到第二天如果還沒有恢複，人們就會有所擔心了。
威利斯先生用消毒藥水清洗雙手和雙臂之後，換掉衣服，回到了在倫敦郊外聖約翰林地的家中。
“屁都沒有。
”傑克·伯恩斯說，他的眼睛盯着那些衣物和個人物品。
後者包括半包香煙、半盒火柴、幾枚硬币，一塊髒兮兮的手帕和一把拴着紅線的鑰匙，顯然是在某地的房門鑰匙。
這些物品是從褲袋裡取出來的。
夾克衫裡則一無所有。
不管那人還帶着其他什麼東西，肯定是放在了錢包裡。
“這是一個整潔的人，”斯金納說，他一直在查驗衣物，“皮鞋不值錢，而且修補過，但擦得很亮。
褲子也不值錢，已經穿舊了，但褲縫筆挺。
襯衣，領口和袖口已經起毛了，但也被燙過了。
這個人一貧如洗，但盡力保持着儀表的整潔。
”
“嗯，我倒是希望他在褲子的後袋裡放着一張信用卡，或者是寫給他本人的一封信。
”伯恩斯說。
他在按要求填寫沒完沒了的表格，“目前，我隻得暫時稱他為UAM了。
”
美國人稱這種人為“約翰·多伊”，倫敦警察廳則稱之為UAM，即“身份不明的成年男子”（UnidentifiedAdultMan）。
天色已經完全黑下來了，但仍然使人感到炎熱。
兩位刑警把文件資料櫃鎖上，在回家之前還有時間到外面去喝上一杯。
在一英裡之外，那個整潔的人仰面躺在皇家倫敦醫院的重症監護室内。
他的呼吸淺顯，但有規律，夜班護士每隔一段時間為他檢測脈搏，還是太快。
傑克·伯恩斯喝了一大口啤酒。
“他到底是什麼人？”他自言自語地抱怨着。
“别擔心，夥計，我們很快就能查清楚。
”盧克·斯金納說。
但是他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