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人都沉默了好久，青年補充說：“張書記，我感到今天對您說的話，有些冒昧和不知道深淺……”
“為什麼？”
“請張書記想一想，我才多大年紀？經過、見過多少世面？張書記不知道比我高明幾十倍，幾百倍，我竟然在張書記面前，說了這些話，實在太無自知之明了。
”稍作停頓，又說“不過我講的都是真話。
”
張敬懷說：“敢講真話的人，水平就高。
”
停了一刻又說：“我之所以找你談，是因為我想聽聽各方面的各種情況，各種意見，各種看法和各種議論，我需要聽真話。
”
青年又說：“從大躍進以來，大話，假話，套話，空話盛行。
我想：一個人說一百句，一千句，一萬句那樣的廢話，隻會壞事，一點用處也沒有。
如果一個人說了一百句話，有九十句錯誤，隻有十句話有用處。
那就會推動我們的各項工作向前發展。
可是，現在人們都愛聽那一百句大話，套話，假話，空話，而不愛聽十句甚至一句有用處的話。
”
“你認為這種社會風氣，是怎麼形成的呢？”張敬懷看着青年，希望他講下去。
“這我可沒有想好。
”青年說“可能是……”青年人停住了。
“是什麼？”
“什麼，什麼呢？是不是涉及到民主問題？……”
“什麼地方的民主？”
“上上下下内内外外吧……”
很顯然，這個問題蔔奎是想過的，不過這話他故意說得模糊些罷了，可見這個青年盡管坦率，但還是有保留的。
張敬懷不說話了。
蔔奎覺得他該告辭了。
可是他環顧房間周圍的書架，說：“張書記，我有一個問題，不知道該問不該問？”
張敬懷笑了一下：“有什麼不能問的，你說吧。
”
“張書記一定是個大學問家，”蔔奎問“在什麼大學畢業呢？”
張敬懷又笑了一下：“我是‘紅小鬼’，放牛娃出身，哪裡上過什麼大學？隻是愛看書。
在打土豪，分田地時候，見了書，我都收起來背着。
長征時不得不丢棄。
解放以後才真正讀了些書。
……我聽你的談話，你也不像個中學生呀。
”
兩人的談話，已經超過上下級的态度了。
……
張敬懷覺得，他和蔔奎的談話，是又進行了一次社會調查，了解了一些民心、民意，有些情況他是非常需要了解的，有些話也是他自己想說的。
他很久沒有聽到這樣的話了。
對這次談話，他覺得十分惬意。
張敬懷覺得談話差不多了，打電話告訴劉秘書，把這個小青年領到省委大食堂，從身上掏出一斤糧票和一塊錢，招待他吃午飯。
然後要組織部派一位幹部科長到三平地區，考核一下這個蔔奎的出身，成分，一貫表現，并且暗示，他可能選這個青年當自己的秘書。
最近三平地區地委祈書記，心情一直很煩躁。
省裡的“内參簡報”發表了他們宣傳部幹事蔔奎的文章《最常說的，最難做的》。
盡管文中所舉例子，沒有指明是在三平地區發生的。
可是誰都知道，這是指的他們的地區。
如果在“反右派”那時候，揭露我們社會主義的陰暗面，打他十個右派也不冤枉。
可是，省委的内部刊物居然給他發表了！編輯部還加了肯定的“按語”。
當然，蔔奎所反映的問題，所舉的事例，不單指三平地區，都是具有全國性的，當那股“五風”大吹大掃的時候，誰也擋不住。
即使在他們地區所發生的，現在也都糾正了，誰也不會為此覺得丢臉：當初誰不是想革命呀！可是自己地區的事，上了報刊，盡管是内部刊物，祈書記總覺得不那麼光彩。
前天，省委又調蔔奎去談話，是什麼意圖呢？是批評他的“右傾言論”？還是讓他進一步揭發本地區所搞的極左路線那一套事實。
想了很久，祈書記讓宣傳部整理了一份“關于蔔奎同志《最常說的，最難做的》一文的調查報告”。
這份報告，首先給蔔奎做了政治上的結論：說這個同志自高自大，自命不凡，無組織無紀律，他的文章中所舉許多事例，很不準确，有許多誇大其詞之處，觀點也失之偏頗。
同時，這篇文章沒有經過地委領導審查，就拿去發表，是一種無組織無紀律行為。
他的這種右傾觀點，是有階級根源的。
根據我們的調查，他叔父，原來是國民黨部隊一個中尉。
一九四九年，跟國民黨逃到台灣去了……等等。
這份材料剛剛寫好，是不是上報省委，祈書記一直在猶豫。
正在此時，省委組織部幹部科長就到了地區。
地委宣傳部時部長，馬上向祈書記彙報了省委來人要了解蔔奎情況的消息。
為了蔔奎寫的那篇文章，他們不知道省委此次派專人調查蔔奎，是要查他什麼問題？時部長請示祈書記：“是不是按照我們原來準備的材料，向那個幹部科長彙報？”
祈書記問：“省委調查蔔奎的意圖是什麼？是肯定蔔奎的文章中的觀點呢？還是作為右傾的典型，組織批判？如果是後一種情況，我們先拿出材料，就顯得主動，如果是前一種情況，我們原來準備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