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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走出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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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原來的房子,被兩個造反派占着,且一分為二(在中間修了一條牆),正攆他們搬家,院内那堵牆要拆掉,房子還要打掃修繕一番。

     因此先讓他們一家在招待所住些日子,還給他調了個套間。

     夫人和女兒是省革委會用大汽車接回來的。

    當時是“淨身出戶”,除了日常生活用品,沒有帶走什麼東西,自然也沒有拿回來什麼。

     張敬懷見了母女,原來就瘦弱的夫人更瘦了,臉色黑黃,有氣無力的樣子,不免生出憐憫之情。

    見女兒長那麼高,使他感到驚異,細細一想,她應該有這麼高,因為她已經是個十九歲的大姑娘了。

     張敬懷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好,和顔閱色地問:“還好嗎?” 使張敬懷沒有想到的是,夫人沒有好聲氣地說:“有什麼好的?你看看,我這手,我這臉,能好嗎?差一點沒有死在鄉下!” 張敬懷一時無言以對。

     艾榮又說:“人家沒有從部隊轉業的首長,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支左‘了。

     在地方各單位當領導。

    人家是什麼樣子?我們是什麼樣子?不就是因為你愛多嘴多舌,講你的’原則‘嗎?” 張敬懷說:“過去了,該過去的東西,就不要再說了!” “我就是不能忘,我永遠記得,永遠記得!” 張敬懷不想和她一見面就吵。

    經過這場九死一生的浩劫,她也應該冷靜下來,現實一些了。

    但是他實在不能和她說清楚,便轉身對女兒和善地說:“勝美,來,讓爸爸看看,你長高了多少?”說着把女兒拉在身旁。

    他抓着女兒的手,扣在自己手上:“哦,和爸爸一樣高,是大人了。

    ” 又使他沒有想到的是,女兒像被火燒了一下,麻利地從他手中抽出來。

     張敬懷也知道,在文化大革命高xdx潮中,當滿街貼着“打倒”和“聲讨”他的大字報時,艾榮也被開了幾次批鬥會,要她揭發丈夫。

    接着是他被關押九年。

    在九死一生之後,此時此地,此情此景,夫人也應該問問他身體怎樣,受了些什麼苦。

    這麼多年,他被關押着,彼此不通消息。

    現在團聚了,總有好多話要問吧! 可是夫人連一句話也沒有問。

    又過了半天,卻說:“平常沒有借你的光,這次可是借光了。

    我們是反黨集團分子的家屬,等于半個反革命!我們娘倆被流放到鄉下,你不覺得對我們有愧嗎?” 張敬懷聽了這話,幾乎哭出來,随即大聲說:“我有什麼愧?我有什麼錯誤?這怎麼怨得着我?” “沒有錯誤,人們怎麼鬥你?” “現在不是……回來了嗎!” “回來了怎麼樣?你的問題解決了嗎?還沒有平反啊。

    說不定在哪一天,你又來個’二進宮‘──我當時怎麼了?怎麼鬼迷心竊,嫁給你!好事攤不着,壞事老是跟你吃瓜落!” 想不到夫妻生死離别這麼久,一見面就把關系搞僵了。

    張敬懷再想不出來要說什麼。

    他從身上掏出一羅人民币,說:“這是補發的工資,我沒有全領。

    你看需要什麼,和孩子到商店買點東西吧!” 夫人遲慢地接過錢币,對女兒說:“勝美,咱們上街吧。

    ”女兒一直和媽媽好,事事都信媽媽的。

     兩人便上街去了。

     夫人說得也對:他雖然從監獄裡釋放出來了,可是他的問題并沒有解決。

    他到底是不是“彭德懷死黨”?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不是還有其他種種罪名,這可是有關他的政治生命問題,不可不弄清楚。

    但是,現在正在清查“三種人”,從北京到各地,有不少造反派還掌着權。

    他所尊敬的彭總已經與世長辭了。

     有一天,單主任來看他,并建議:現在揭批“四人幫”,将來會怎麼發展呢?誰也說不清楚。

    可是按照過去的經驗,有時會風雲突變。

    你現在的問題,上邊還沒有一個“說法”,也就是說還沒有結論。

    所以現在還是“戴罪之身”。

    你的問題由北京管,連檔案也都調到北京了。

    北京對你沒有個說法,省裡也不能給你定什麼性質。

    可是,通過組織解決,會有一個很長的過程,要解決問題快一些,你在北京有很多老戰友,不如到北京去找找老戰友,請他們說句話,那真是一言九鼎,問題很快就會解決。

    即使一時解決不了,能了解當前一些情況和政策的走向也好。

     這個建議有理。

    于是,張敬懷在心中扒着手指數着,從總參、總後、總政到地方各機關、團體,有七八個人可以找,即使他們不管自己的問題,了解些情況,決定自己下一步采取什麼措施,總是有易處的吧! 他下了這個決心,想了又想,找了又找。

    忽然想起來一個叫侯卓夫的老戰友。

     在抗美援朝前線,他們肩并肩作戰,結下了深厚友誼。

    回國之後,有一段時間,他們還是鄰居,彼此經常來往。

    他的那個小兒子,小名叫“大聖”,還是他給取的。

    從“文化大革命”的大字報上得知:侯卓夫在什麼“文革領導小組”當過幾天領導,大字報常常見他傳達“最新最高指示”。

    去找找侯卓夫,不失為一個好主意。

     張敬懷就這麼決定了。

    他還讓單主任找了侯卓夫和另外一些老同志、戰友、領導的地址和電話号碼。

    怎麼走法,到北京的住處是一個問題。

    他想十年監獄生活,自己脫離社會太久了,坐坐硬闆車,住在小店裡,了解點社情民情也是好事。

     便自己到車站買了車票,次日就乘硬闆火車到北京去了。

     到了北京,他才知道海天市之小。

    他記得,他最後一次到北京,是在1958年夏天。

    他和秘書一出車站,汽車就把他接到了京西賓館。

    現在他孤身一人到了北京,一下車,好像掉到汪洋大海裡,在人群的浪花中擁來擁去,不知道怎麼走,往哪裡走。

    他在車站附近找到一個叫做“太陽升”的小旅店住下,向服務員問了許多事,覺得長了不少知識。

     稍事休息,就按照服務員的指點,碰運氣去了。

     張敬懷先是打電話問他事先開列的名單上的老戰友、老領導、老部下。

    使他失望的是,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仙逝”了,有的調動了工作,有的搬家了,有的下鄉還沒有回來。

    他按照原來的一個舊地址去找抗戰時一個老同志。

    公共汽車路過新華門前,他知道這是國務院的所在地。

    汽車被堵了一個多小時,原來是有一百多河南省的“上訪”者,要求平反他們的冤案,交通警察費了一個多小時,才把他們疏散。

    好容易找到那位老同志的住址,那位同志卻調到雲南去了。

    但他夫人很熱情地接待了他。

    這位夫人,為他打了十來個電話,才打聽到侯卓夫的地址和電話。

     得到了侯卓夫的新住址,他又重新回到“太陽升”旅社。

    他打電話到侯卓夫家裡。

    接電話的是一個女人。

    他不好意思問是侯卓夫的夫人、女兒還是保姆。

    張敬懷便自報“家門”,說自己是侯首長的老戰友,那女人才告訴他:首長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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