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國皇後”李麗共赴雲台之約。
有謂機上潛有中共諜員，以引爆備用燃油方式與戴氏同歸于盡——按諸一二周之後發生在山西興縣黑榮山墜機事件中死難的中共參與政治協商會議代表王若飛、秦邦憲及葉挺等人身分看來，自有繪聲繪影的報複臆說而令戴氏的墜機殡命益發顯得撲朔迷離了。
然而，戴笠身後的“軍統局”立刻爆發了不同地域派系的強烈内鬥。
這一内鬥實肇因于早年吸收特務分子時期力求“發展組織，收攬人才”，而未建樹一超然客觀的人事制度使然；遂緻種種以黨、圑、社、行營等組織投身特務工作者各倚山頭，形成壁壘分明的角逐之勢，而有廣東派、浙江派和湖南派三足鼎立的局面。
時過未幾，居然在各派之間還流傳着“某派實為幕後策動空難事件元兇”的耳語。
“老頭子”情知這個态勢恰足以瓦解一切尙未臻制度化的特務系統，遂一舉裁撤“軍統局”，另外成立“保局”，這便是“保”字号的來曆了。
據家父日後的鑽硏了解：保密局成立之初，是有其特殊的階段性任務的。
它不祇是為了在“軍事調查統計”這一類傳統情治活動上取代原來的軍統局，還要乘機清查戴笠生前于抗戰勝利之後在各地接收自日本的現金、珠寶、産物、軍械乃至諸般民用器材。
事實上，勝利接收工作的一切所得本有一主司其事的單位，名為“敵僞财産管理局”。
然而保密局直屬軍事委員會極峰，自然得以插手幹預。
在“老頭子”的算盤上，倘若能夠藉保密局之力深羅密網地将敵僞财産管理局接收的所有物業括而囊之，便稱得上富可敵國了。
這對他爾後要唾手而得之的總統之職有着至為重要的影響。
于是在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他召見了原軍統局中廣東、浙江、湖南三派的領袖鄭介民、毛人鳳和唐縱，同時還指派了他身邊擔任過多年機要室主任的毛慶祥督導研究：如何在最短時間之内透過保密局取得一幹接收物資、産業及設施，“并經營企業，發達資本”，名目則是“以充國防，以實國本”。
這四個人取“三民主義，建國所有”的字面，另外又設立了一個“三有公司”。
這三有公司同那保密局正是一體的兩面——由保密局清查、獲取來的一切資源皆交付三有公司處分；而由三有公司經營所得的利潤之中又自然可以撥發、供應保密局的種種開銷。
這個“下海作生意”的拓展活動更順帶地解決了最初的人事問題——一旦有利可圖，許多争權鬥位的特務頭子們都有了看似為身分掩護、實則确能坐收漁利的董事、經理頭銜，于是那一觸即發的内鬥便逐漸平息戢止了。
三有公司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青島、重慶和昆明各城市都有分公司。
為什麼是這些個城市而非其餘？這也同“接收敵僞産業”有關————正因為這七個城市裡都設置了保密局外勤省站的甲種站，此站編制龐大，有一百六十個員額；更重要的是編為甲種的外勤站都擁有一個可以直接和保密局連系的電台。
這個電台不祇是軍事或治安情報的傳遞中心，也是商業訊息的呈報單位。
這也是為什麼保密局外勤甲種站總是設在三有分公司隔鄰、對街甚至同一幢樓房上下。
至于電台的設備，便全數是由北平“四極無線電器材制造公司”生産；“四極”正是保密局接收了來、交付三有公司操控、原名“鈴木”的日本工廠。
從“鈴木”到“四極”這一類的例子不勝枚舉，家父雖時有耳聞，總以為那是共産黨造謠生事、中傷國府的慣技。
不料那一夜在軍艦的官廳裡卻果然見識到“保”字号的硬場面。
司令官也随艦長一般，一張橫二霸三的繃臉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登時垮了、皺了，嘴角也揚起來：“那麼——請問老弟台：你這十四張憑證是“總署”那邊發的、還是“處”裡發的呢？”
光頭青年大約是見對方低聲下氣起來，也相應以和顔悅色，微微笑道：“都不是，是“新社會”方面發的——對不住，請二位長官别再問下去了，在下成命在身，不方便多說。
是不是請二位長官先把那九位開釋了？免得有個閃失，當眞給扔下船去，就麻煩了。
”
司令官沒等他說完，已經朝一位校官比了一個手勢；後者搶忙離座，奔出官廳。
這廂艦長也親自傾身上前，拉開右首木椅，意思顯然是請那光頭青年入座。
家父則在這片刻之間恍然悟出一番前情：首先，是這光頭青年的部分背景。
司令官口中所稱的“總署”，其實是“警察總署”；而“處”則是指“稽查處”。
“保密局”成立之後，“老頭子”為了安撫不同派系的特務頭子，特任湖南派的唐縱任全國警察署長。
表面上警察總署歸保密局指揮，事實上卻能自行掌控人事，打着正規化的旗幟，培訓一整批由警校出身的各級領導幹部。
“稽查處”則表面上轄屬于各地警備司令部、衛戍司令部，骨子裡卻一向由保密局掌握，其主要任務是偵伺、防範兩種犯罪活動；其一是各大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區的刑事案件，其二是兵工廠内非國民黨或親共勢力的滲透和颠覆。
司令官這般問訊，不外是想弄清楚：光頭青年在“保”字号兒裡究竟隸于哪一個山頭？
然而光頭青年所答稱的“新社會”卻毋甯讓在座諸人都吃了一驚。
這個組織原名叫“人民動員委員會”，是戴笠生前親率手下三大護法田載龍、王天木、胡抱一等人召募擴充而成的。
據說這護法原有四位，但是在民國二十年代初折損了一員，此人姓居名翼，字伯屛。
當年親領“老頭子”密诏，往赴山東公幹——一說是聯絡軍閥割據區内心向南京政府的革命志士，一說是去搜尋一部可敵十萬雄師的軍事秘寶；無論何者，此人去而不返，生不見蹤迹、死不見骸骨。
有謂遭江湖人物襲殺殒命者；然而戴笠傾盡全力、遍撒網羅，查察了五、六年，直到對日抗戰開打仍無纖芥之功。
對于一個緻力發展特務系統、嚴密情治組織的諜報巨子而言，此事無疑是一極其重大的挫折和恥辱。
于是戴笠索性假借着“老頭子”号召全民抗日的題目，成立了一個企圖将全國地方械鬥團體一舉結盟起來的大組織，名為“人民動員委員會”——所謂“委員”，便正是老漕幫和天地會系統各會黨的領袖。
由于委員之間不分高低大小，也就免除了孰尊孰卑、孰先孰後的争議。
要之此會受軍事委員會統計調查局節制——換句話說：也就成為該局的外圍組織了。
無奈這祇是戴氏一廂情願的想法，一旦付諸實行，卻窒礙難通。
原因很簡單：老漕幫的“老爺子”萬硯方對于抗戰期間國府對該幫的幾個“處分”十分不滿，且不願促成“清洪合流”的一統之局所緻。
傳言有謂：萬硯方曾經對前去遊說老漕幫“動員”的人說過這麼兩句耐人尋味的話：“老漕幫為抗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如何“動員”起來？”
所謂“一鼓作氣”，指的是萬硯方開立“離家出走”的規矩，縱令八千名庵清光棍棄幫參軍，結果這八千子弟在淞滬會戰中全數陣亡，成了劉羅公路上的孤魂野鬼。
所謂“再而衰”，指的是行政院下令拆遷上海各工廠，支持後方工業。
凡老漕幫所有物業則特令運往鎮江和渾沌浦拆封清查。
諸般機具設備經這一折騰，豈有不折損之理？至于所謂的“三而竭”，據說則是與哥老會慫恿執事要員向老漕幫逼繳三十二萬公噸的油料以支應外債有關。
凡此三事，戴笠是否親自向萬硯方疏通或绾解？外間實無從得知。
然而一直到抗戰勝利，這個“人民動員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裡始終挂着萬硯方的名字，卻始終沒人聞見這位“老爺子”如何“動員起來”過。
一直到民國三十五年初，戴笠又把那委員會擴大成一個叫“中國新社會事業建設協會”的機構，利用農曆新年大開名為春酒的宴會，邀請了一百二十多位“上席貴賓”，以及總人數達一千一棚百以上的“華筵豪客”，舉行那協會的“籌備成立大會”。
萬硯方本人雖未到場，可是筵席所設之處乃在上海靜安寺路麗都花園————此園正是老漕幫于勝利後重返根據地時購進的物業。
江湖上這才又紛紛傳言：萬硯方是不是與“老頭子”言歸于好了？
然而萬硯方動向如何尙未撥雲見日，戴笠卻墜機身亡。
這簡稱“新社會”的組織随即于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一日保密局成立之際成為一個十分神秘的機構。
各界